前不久，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簡稱“雙一流”)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公布，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烈討論，有關高等教育的投入問題再次成為熱點。
眾所周知，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財政投入力度不斷增大，與高等教育相關的各項政策陸續出臺，使得我國高等教育財政發展在管理主體、籌資渠道和投入重點上，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筆者梳理了1983年至2012年全國政協會議上的教育類提案，并結合教育財政的投入機制改革，試圖從一個新視角去理解我國高等教育財政的變化路線圖。
政協提案：高教與義教“錯峰”出現
據筆者統計，1983年至2012年的9015條教育類全國政協提案中，涉及普通高等教育的共2653條。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全國政協的教育類提案數量迅速上升，從每年170條左右上升到523條。與此同時，與高等教育相關的提案數量也呈上升趨勢，但與教育類提案相比，變動趨勢相對平緩，1986年和2000年為兩個較為明顯的提案高峰。1998年之后，與高等教育相關的提案占比開始出現下降趨勢，在2006年達到谷底后整體趨于平穩，每年占比在25%左右。
結合教育財政體制的變遷來看，具體而言，1986年《義務教育法》出臺后，此時教育類提案的重點開始轉向了義務教育。這個時期內，義務教育財政體制發生著重大變化。與高等教育相關的提案占比則開始迅速下降，到1995年已經下降至歷史最低，為27.32%。上世紀80年代初及之前，義務教育的經費主要由地方負責和管理，但是從1986年起，《義務教育法》確定了“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原則，同時教育事業費和基建費用規定為“由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負責籌措，予以保證”，開始逐步強調中央財政對義務教育的財政責任。之后，愈來愈多的提案開始關注義務教育。
進入上世紀90年代，國家明確提出了教育經費的達標概念：在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提出了“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本世紀末達到4%”。自1994年開啟了分稅制改革后，至2000年間，與高等教育相關的提案增長速度比義務教育略快，其間出臺了《高等教育法》以及一系列的重點投入政策，即“211工程”和“985工程”。而此時的義務教育，雖然在1995年出臺的《教育法》中規定了縣鄉兩級政府要“分級統籌管理基礎教育”，仍是將鄉級政府作為農村義務教育的主要承擔者，中央財政的作用并不明顯，義務教育的相關提案相較而言顯得并不激烈。
2000年后，與高等教育相關的提案持續下降，占比從1998年的41.2%一路下跌至2006年的25.23%，而與義務教育相關的提案數量卻不斷上升。占比在同時期內從20.86%上升至51.75%，二者趨勢出現明顯反差。
究其原因，2001年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為“分級管理，以縣為主”，但并沒有將支出責任具體化。此后，要求中央財政對義務教育投入的提案不斷增加。2006年修訂了《義務教育法》，確立了“明確各級責任，中央地方分擔，經費省級統籌，管理以縣為主”的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并全面推進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新機制，實行“兩免一補”政策。2006年和2008年先后實現農村和城市的免費義務教育，相關提案才開始有所減少。中央承擔義務教育經費的實現基礎來自中央財政在分稅制后的宏觀調配能力的增強，即財政收入增速的加快、稅權的上收以及轉移支付體系的逐步完善。
2006年之后，與高等教育相關的提案數量開始穩步增長，但是由于總體提案數目的增加，占比基本保持在28%左右，其中仍有大量要求中央財政對地方高校予以財政扶持的提案。另外，與職業教育相關的提案激增，在2011年達到最高的37條，涉及農村職教與資助免費政策的提案占比大幅提高，地域訴求類提案也不斷增加。這些都表明隨著中央財政的調控能力增加，為不同教育層級、基層教育事業的發聲越來越多。
1983年～1994年：下放自主權+多渠道籌資
為了更加清晰地呈現高教財政體制的變遷，筆者將分時期對高教財政體制和政協提案的相關特點作分析。
上世紀80年代以前，由于宏觀政治經濟發生的劇烈變化，我國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也在“塊塊為主”“以條為主”“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模式中不斷調整。改革開放后，伴隨著我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教育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
1985年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政府有關部門對高等學校“統得過死”，使學校缺乏應有的活力，因此要“在加強宏觀管理的同時，堅決實行簡政放權，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于是，為調動各級政府辦學的積極性，提出了“實行中央、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心城市三級辦學的體制”。在1986年3月國務院發布的《高等教育管理職責暫行規定》中，進一步明確了對于高校的管轄權，即在國務院領導下，國家教委直接管理少數高校、有關部委管理其直屬高校，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負責管理本地區內的高等學校等，自此我國高等教育的管理體制走向重大變革時期。
管理體制的變化必然會引起財政投入方式的轉變。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高等教育，即便是在分權時期，也一直秉承著以國家投入為主的單一經費籌措模式。結合“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宏觀財政體制，從1980年起，教育事業經費由各級地方政府統籌安排，即形成了“包干使用、超支不補、結余留用、自求平衡”的投入原則。此外，由于需要快速發展，《決定》允許高校收取委托培養與自費生的學費，以及與外單位合作等，開啟了高校得以自籌經費的歷史，并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形成了以國家財政撥款為主、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體制。
但是，在全國政協的教育類提案中，筆者發現，關于要求擴大高等教育自主權以及多渠道籌資的相關提案非常有限。在1983年至2012年的30年間，兩者之和占所有高等教育類提案的2.04%。
高教自主權的擴大和管理權限的下放，以及籌資模式的多元化，鮮有來自地方政府和高校的訴求，但自從在政策上打開了多元籌資的通道，要求國家財政予以支持的提案就明顯減少了，這些都體現了簡政放權的思路。
1995年～2005年：快速崛起的重點高校
1985年的《決定》為“中央部屬高校”和“地方高校”的分離提供了依據，這體現在：一是對“成績卓著的學校給予榮譽和物質上的重點支持”，二是有計劃地建設一批重點學科，以增強科學研究的能力，培養高質量的專門人才，而“重點學科比較集中的學校，將自然形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學研究中心”。但是在1994年之前，并沒有任何涉及重點大學建設工程的提案。
進入上世紀90年代，國家明確指出了要“有重點地辦好一批大學”，并于1993年正式啟動“211工程”。 “211工程”所需的建設資金采取國家、部門、地方和高等學校共同籌集的方式解決。涉及“211工程”的相關教育類提案出現在1995年至2008年間，共20條。1995年，15所首批“211工程”大學產生，1996年提案隨即上升到歷史最高，為4條，此后不斷出現要求增列某所高?；蚰车貐^高校為“211工程”學校，共17條，其他3條則是要求給已納入名單高校增加財政支持的提案。2008年后，相關提案變為0，這一年也是最后一批“211工程”高校的進入時間。
“985工程”是繼“211工程”后，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又一強大推動力。1999年，“985工程”正式啟動建設，第一期的投資標志是自1999 年連續3年向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各投入18億元。2004年出臺了《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和《教育部、財政部關于繼續實施“985工程”建設項目的意見》，前后共39所高校進行二期建設。但是在政協提案中，關于要求納入“985工程”的提案并不多，僅有兩條，都出現在2004年，與政策的出臺密切相應。值得注意的是，在2011年官方強調不再增加“211工程”和“985工程”后，相關提案變為0。
另外，由于“211工程”和“985工程”僅涵蓋了100余所重點高校，并獲得了巨額的財政支持，但其他大量高校并沒有得到類似的支持。因此，雖然1998年之后要求增加高教財政投入的提案占比有所降低，但是絕對比例仍然很高，穩定在20%～25%左右。
可見，全國政協的提案與重點高校的政策發布和落實有著較強的周期性——官方出臺重點投入的政策后，政協里的回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要求將部分地方高校加入“211工程”或“985工程”項目;二是要求對未進入重點扶持名單的高校增加財政扶持。
2005年～2012年：化解債務+增加普通高校經費
高等教育的多渠道籌資模式，在上世紀90年代逐步完善，逐步形成了以“財、費、稅、產、社、基、科、貸、息”等為內容的多元化投資格局，與之相伴的是高等學校的擴招。
從經費供給上，一方面，由多所高校合并而成的新學校，其基本建設經費大多按2000年左右合校初期核定的平均撥款額度撥付，導致這些學校來自中央的撥款極其有限;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為了不增加受教育者的成本負擔，高校學生學費標準要求保持在2000年水平，不得提高。于是，財政資金和學費收入無法滿足高校擴建的需求，許多高?；A設施建設所需資金則通過銀行貸款的途徑去解決。根據全國政協2007年5月公布的數據，當時全國高校貸款總額已達2500億元，沉重的債務負擔使很多高校時刻面臨資金鏈斷裂的風險。
在這個時期全國政協的教育類提案中，共有27條與化解債務相關，其中，2005年之前僅出現過兩條，但是隨著還貸高峰的到來，自2006年起相關提案快速增加，并在2008年和2009年迎來了化解債務提案的高峰年——16條提案占高等教育類提案總數的59.26%。
為了化解高校債務風險，財政部、教育部先后發布了《關于啟動中央高校減輕債務風險試點工作的通知》《關于減輕地方高校債務負擔 化解高校債務風險的意見》，陸續啟動了中央和地方高校債務化解工作，提出了“誰貸款、誰償還”的原則，同時規劃和協調省教育廳、財政廳等各單位共同推動以高校自籌和財政支持相結合的模式化解債務負擔。相關政策出臺后，化解高校債務的提案從2010年開始下降，2011年僅有1條相關提案，2012年降為0。
另外，“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重點政策導致了全國教育資源配置和辦學質量的不平衡。一般院校獲得的機會少，要求增加財政投入的相關提案在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分別達到了39條、35條和32條，為歷史最高值。
2010年，中央開始增加對地方高校的投入，一是中央財政設立地方高校發展的專項資金，以支持地方高校的重點發展和特色辦學，二是采用“以獎代補”的方式對地方高校生均經費進行支持。此項政策出臺后，2011年相關提案下降至26條，但2012年又迅速上升到39條。同年，“2011計劃”實施，通過“競爭”和“輪換”的機制方可讓更多高校參與其中，其投入也覆蓋了非重點大學。
和前20年的高等教育財政政策的出臺有所不同，2005年以來，不管是化解高校債務還是增加對地方普通院校的支持，都是先體現在政協提案中，而后才有政策的出臺和實施。
2005年～2012年：提案對高教財政政策影響力增大
30年來的高等教育財政政策的演變及其在全國政協提案中的反映，總的來說呈現了兩大特點：
第一，高等教育與義務教育提案的錯峰出現。1986年《義務教育法》出臺后，與義務教育相關的提案數量上升，高等教育的占比則有所下降。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隨著中央的調控能力增強，《高等教育法》以及“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點投入政策的出臺，與高等教育相關的提案開始增加。進入新世紀，與高等教育相關的提案持續下降，而義務教育的數量則不斷上升，其間明確了中央對義務教育的投入責任，并于2006年起實施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新機制。2006年之后，與高等教育的相關提案又開始逐步增加。
第二，從“政策先于提案”到“提案先于政策”。在早期的與高等教育相關的提案數據中，相關重大政策的發布都是先有政策，隨后政協提案才會跟進，包括下放高校自主權和允許高校采取多渠道模式進行籌資。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高校的重點扶持政策鋪開，后有不少提案參與討論，要求進入“名單”或增加財政投入，“名單”也確實有所增加。2005年后，不管是化解高等學校債務還是增加對地方普通院校的支持，都是先體現在政協提案中，而后才有政策的出臺和實施。
以上兩大特點表明，宏觀財政體制的變化影響著各級各類教育的財政投入方式及不同時期的提案重點。在高等教育領域，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政協提案中的利益訴求，國家的相關政策也會隨之發生調整。
(作者張文玉為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生，作者王江璐為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