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永忠，西南交通大學圖書館副館長。1990年畢業于長春理工大學(原長春光學精密機械學院)光學材料專業后，在西南交大圖書館流通部、文獻建設部、閱覽部、信息服務部、電子閱覽室、辦公室等多個部門任職，現主要分管辦公室及系統技術與數字資源建設工作。
在密集的論壇安排中，不少代表都感到分身乏術而不停地穿梭于三個分論壇之間，但有一個人卻十分從容地選擇著自己感興趣的報告去聽。他，就是西南交通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廖永忠。“圖書館的發展雖然很快，但也不會每年都發生巨大變化。與去年的論壇相比，今年比較新的話題主要有關聯數據、語義網、學科服務推送平臺等。我比較關注的是關聯數據、學科館員、館長論壇等內容，所以重點聽這些方面的報告。”廖永忠對記者說。
談起圖書館的建設問題，廖永忠仍然遵循著有選擇、有重點的原則，采訪一開始，他就給自己學校的圖書館定了位—中小館，工作原則也定了調—有所為有所不為。他反復強調，想做的事情很多，在資金和人力都有限的條件下，就要選擇一些“性價比”較高的事情去做。
西南交通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廖永忠
有所為有所不為
我們不妨先隨著廖館長的介紹一起來了解一下這個“中小館”的基本情況。西南交通大學圖書館包括成都九里校區館、犀浦校區館和峨眉校區館及其他院系分館、資料室。由于峨眉校區館相對獨立，所以圖書館的主要工作范圍就在成都的兩個校區內。兩個校區的圖書館總面積近4.7萬平方米，藏書總量近300萬冊。目前圖書館共有職工120余人，其中40人為外聘人員。圖書館的管理結構為“五部一室”，即讀者服務部、綜合管理部、信息服務部、文獻建設部、系統與技術部和辦公室。
為了支撐學校的科研和教學，很多大學圖書館除了采購數據庫，也會自建一些特色資源庫，西南交大也不例外。廖永忠說，他們自建資源庫的總體原則是“有用”，而不能“自娛自樂”。如果圖書館只考慮自己對哪方面感興趣，或是哪個庫好建就去做，而建成之后放在那里沒人用，只會造成浪費。由于精力有限，所以對于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他們的選擇就是“不做”。這樣把精力集中在對一些重點學科的服務和支持上，比如交通運輸和土木工程是西南交大的傳統和重點學科，他們就優先保障這兩個學科的特色資源數據庫建設。2011年，圖書館完成了“985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建設項目中有關軌道交通特色資源建設項目。同時，他們還把精力放在原來比較薄弱但現在需求又較大的地方，比如加大了外文原版圖書的購買力度。
數字化的改變和影響
由于主管系統與技術，廖永忠對數字圖書館的理解和感受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技術給圖書館自身管理帶來的改變。目前西南交大圖書館使用的是前些年他們自主研發的圖書館聯盟管理系統(BSLC)，可徹底解決遠距離、大范圍、多用戶聯合作業問題，同時將各成員館的數據在邏輯上進行嚴格分割，保障了彼此間數據的獨立性和安全性。2009年至2010年，該平臺實現了虛擬化管理及遠程監控管理，減少了技術人員的人數和工作量，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同時解決了原來備份數據無法驗證的問題，可即時驗證數據的準確性，讓技術人員從繁雜的工作中解脫出來，去做些研究工作，可以說這是一種“性價比”較高的技術。目前系統與技術部門采用“三一三”模式，即三人從事開發工作，一人做維護，三人在數字資源建設崗位工作。未來，BSLC將向全面系統化方向發展，將設備、人員、考核、評估整合在一起，使圖書館的管理由原來的“以人管人”變為“以系統和規章制度管人”。
另一方面就是對讀者的影響。數字圖書館表面上看是載體的改變，使文獻資源變得具有可復制性，讓實體空間變小，但更重要的改變是在用戶需求上，圖書館所要做的是采用何種方式讓讀者消化和吸收這些資源。至于已經從主角走向邊緣化的紙本資源，在廖永忠看來其將來存在的意義更多是在延續人們傳統的閱讀習慣，滿足一種心理需求。所以他認為將來出版業可以走“按需出版、按需定制”的道路。出版商將圖書做成電子版放在網絡上，讀者看了這本書之后如果有需要，可將整本書或是其中的某個章節點擊打印并付費。如果有的讀者出于閱讀習慣或保存、收藏的需要，可以將多個興趣點或知識點定制成紙本圖書。這樣出版商就不必花錢印制大量圖書，如果賣不出去還要賠錢，造成浪費。對于傳統的圖書館服務，有需要的就維持，如果不需要就要改變，比如圖書的借還服務將來就有可能出現較大變化，讀者對圖書的使用可能會沒有借還的概念，想用就拿走，想還就還，下載也行，圖書的使用變得“隨心所欲”，沒有了目前的很多限制。
對于技術的選擇，廖永忠的觀點是不能站在圖書館的角度去考慮問題，而要更多地站在學校、社會和讀者的角度。他說：“技術更新太快了，讓人常有跟時間賽跑的感覺，一項技術的選擇要經歷從考察到應用的過程，有時當它投入使用時就可能過時了。所以選擇一項技術不能只顧眼前，要考慮它的兼容性、插件式、模塊化等問題。”
細分用戶做好個性化服務
要想滿足讀者需求做好服務，廖永忠認為首先要對讀者進行細分，這樣才能有的放矢地為他們做一些該做的事，基本原則就是“無限細分、特殊保障、集中力量”。比如對于學習型讀者，可為他們建立“學習中心”，將與他們學習相關的各種資料的各種形式集中起來，甚至將課程的知識點都提煉出來，供他們檢索使用。而對于各級研究型讀者，可為他們建設各級“學科推送平臺”，并且保證所推送的資料是最新、最齊全的。這種平臺應該多層次建設，第一層由圖書館來做，因為圖書館對各種資料，包括網絡上的和實驗室的資料等有較為系統的了解。第二層以上的就要有相關研究人員來參與。
談到學科服務，廖永忠說目前比較合適的辦法還是“團隊”對“團隊”，即圖書館組織一個學科團隊來針對某個重點學科的科研團隊進行深度服務，可以從研究策略到推送平臺一步一步去做。同時也可以和各院系共同培養“學科服務秘書”，因為即便圖書館將十分齊全的資料推送給教授，他們也可能沒有時間去系統地閱讀，因此可以讓研究生、博士生對這些資料進行二次篩選和加工，這些“秘書”有專業深度，圖書館則對其進行信息素養培訓，多方合作，一起努力做好學科服務。
呼吁建立“技術聯盟”
廖永忠說，現在高校圖書館的聯盟多為“文獻聯盟”，他特別希望能建一個“技術聯盟”。他笑言，圖書館總是說要做好學科服務，其實對自己都沒有做好學科服務。軟件開發、考察報告、戰略決策、合作項目進展情況，這些都極具參考價值，很多事情需要大家聯合起來才能完成。
數字化環境對圖書館的技術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術人員不能沉浸在自己的技術世界里，需要站在未來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廖永忠認為，技術人員要想在和時間賽跑的過程中不落后，首先理念要跟得上，能看到事物的變化和差異，保留對未來需求變化的應變能力。而在有限的條件下，就要選擇“性價比”較高的事情去做，有的事情有錢也不做，有的事情沒錢也要做，如“移動圖書館”。其次要學會選擇適當的技術手段去實現理念，因為技術手段是有生命周期的，如果選擇一項處于“兒童期”或“衰老期”的技術來為自己工作，顯然是不合適的。第三就是要做效益評估，也就是要看看和時間賽跑的結果。他說：“雖然大家的起跑線可能不同，但是對于自己投入的資金和精力，要看看到底做了些什么，產生了什么結果。信息技術讓每個人更多地受制于系統，每個人都是系統中的一個零部件，單靠個體發揮的效能很小，所以今后技術協作將是主旋律。”
采訪后記：
對廖館長的采訪，時間和地點都是他定的，午餐后，在酒店餐廳門外的一個小休息區，那里有兩三套鐵制桌椅。之后才覺得這個選擇真不錯，既最大限度地節約了時間，又十分清靜便于交流，是幾個采訪中較為從容的一個。這樣記者不由想起了他在選擇聽報告時的從容。
不過，更能體現他選擇智慧的，還是他在管理圖書館時的“性價比”理論，那種根據實際情況“有所為有所不為”，有重點、有選擇的思路，無論是對于那些實力雄厚的大館，還是對于中小館來說，都值得借鑒。
廖館長說，以前四川人的“盆地意識”比較強，習慣站在盆地里面看世界，現在他們要更多地走出去。這個行業需要像中科院圖書館、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等這樣的前行者和理論者，讓隨行者有跡可循。這樣每當按自己的設想做完一件事后，看到符合前面行路人的方向，心里也就踏實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