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調查結論的公布，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討論和追蹤的熱度即將告一段落。但是處罰有關人員不應該是問題的終點，應該讓事件成為全面梳理和檢討幼教的機會。
要點速讀
1幼兒園教育是工業革命的產物，家長不得不出門工作的結果。教育、撫育、慈善是幼教共同的功能特征。2幼教中的虐待問題可以通過落實刑責，提高幼教工作準入資格等手段來震懾和制約。當前幼教更大的問題不應被忽略而過。3辦不好幼教，不僅影響一代人的健康成長，還會影響就業和生育率，背后是更大的社會問題。
沒有工業革命就沒有幼兒園教育，最早的幼兒園兼具慈善、撫育和教育的功能
回顧幼教的歷史和本質，有利于人們認識眼下的幼教問題。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就主張3～6歲幼兒由國家集中撫育，但這些主張在古代大多數時候既缺少物質基礎，也沒有相應的社會要求。
19世紀初，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婦女也被迫離開家庭走進工廠。婦女不能在家養育孩子，開始成為社會問題。幼兒園的產生一開始就與就業，特別是女性就業問題相關。
另一方面，大工業生產使社會具備了創辦幼兒教育機構所必需的物質基礎，生產的社會化帶來了幼兒教育的社會化，幼兒教育機構因此首先在歐洲誕生。
1816年，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Robert Owen)有感于兒童乏人照顧，便于自己的紡織廠附近開辦了第一所幼兒學校，其焦點在于社會改造，歐文相信“人是環境的產物”。歐文創辦的新蘭納克幼兒學校是英國也是世界最早的學前教育機構。
歐文
歐文要求，只要小孩子能夠走路，就可以把他們送到幼兒園來。孩子們在這里學習歷史、地理、自然，唱歌跳舞。事無巨細，歐文都要親自過問，他挑選老師的標準是——未必多么有智慧，但是一定要和藹、有耐心、愛孩子，不罵人。(《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為何會失敗?》騰訊文化 崔瑩)
1837年，德國教育家福祿倍爾在圖林根州的布蘭肯堡(Blankenburg)創立了一所“游戲和自發活動的機構”，這是一所專收3—7歲兒童的教育機構。1840年，他把這所機構命名為“幼兒園(Kindergarten)”。自此，世界上第一所以“幼兒園”為名的幼兒教育機構誕生了。這也意味著社會組織化的幼兒教育產生了。
福祿倍爾(1782—1852)是德國著名的幼兒教育家，幼兒園的創始人
1850年美國出現的首批托兒所是為了低收入的民眾所設立，也屬于社會福利措施，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職業婦女照顧幼兒，直到她們經濟許可辭去工作回家照顧幼兒為止。
可以說，沒有大工業生產就沒有幼兒教育機構的產生，幼兒社會教育機構是近代大工業生產的產物。最初出現的幼兒教育機構多由一些慈善家、工業家舉辦，是具有保育和慈善性質的社會福利機構。
湖北武昌蒙養院是中國最早的一所官辦學前教育機構。1903年秋，湖北巡撫端方在武昌閱馬場創辦幼稚園一所，聘請日本保姆經辦，并擬訂了《湖北幼稚園開辦章程》。
20世紀50年代，我國的幼兒園課程改革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借鑒了蘇聯分科教育的經驗，實行分科教學和分科課程模式。
80年代，西方各種兒童發展和教育的理論逐漸被引入中國。90年代以后，出現了游戲課程、情感課程、領域課程、生存課程等多種課程實踐，教育課程的改革呈現出多元化和個性化的趨勢。
前蘇聯普遍完備的托兒所制度，以及中國1949年后也曾經興盛一時的托兒所，也都與保障工作，尤其是女性工作有關。圖為電影《看上去很美》劇照
過去三十年中國幼教一個重要變化還體現在托兒所的消失。
“在計劃經濟時代，托兒服務在中國城市中非常普遍，很多企事業單位都開辦了托兒所，員工在上班時可以把小孩放到其中托管。但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福利性的托兒服務體系被全面廢止;大量單位辦的托兒所在改制中被裁減。原本還有一些幼兒園開設針對兩三歲的‘托班’，但2012年政府頒布《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嚴厲限制幼兒園入園年齡，導致不少公辦幼兒園陸續取消‘托班’。”
“除了企事業單位的成本考慮之外，托兒所在中國消失的另一個原因，是獨生子女政策導致出生人口數量銳減，降低了托兒需求。而保姆和老人幫帶小孩等選擇，使得托兒所的消失暫時沒有形成巨大影響。”(梁建章《中國為什么缺少托兒所》)
入園難，入園貴，少監督是當前幼教大問題
今天除了偶發的虐童問題，國內幼教還有著不應被忽視的重大問題。
公辦幼兒園發展不足，入園難，入園貴
2016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系教授劉焱提出，”現在公辦幼兒園一位難求，成了稀缺資源。入園難、入園貴沒有真正獲得解決。““現在公辦幼兒園在各地占比都很低，差的省份只有10%左右，大部分在10～30%，平均在20%。”
媒體報道，截至2014年底，武漢市有幼兒園1097所，其中公辦幼兒園302所，民辦幼兒園795所。沈陽市有幼兒園1157所，其中公辦幼兒園及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總計約500所。(新華網2015年11月25日)
另一方面，“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4年全國出生人口為1687萬人，相比2013年出生人口增加了47萬人。也就是說，今年的入園兒童相較去年增加了47萬人，是2011年至2014年的最高增加值。”
“有學者研究預測，從2019年開始，學前教育資源需求開始大幅度增長，2021年會成為未來我國學前教育辦學壓力最大的一年。2021年，新增學齡人口將達到1500萬人左右，幼兒園預計缺口近11萬所，幼兒教師和保育員預計缺口超過300萬，學前教育經費供給量遠不能滿足未來需求。”(《中國青年報》2017年5月22日)
業內人士認為，在學前教育方面，家長最青睞的是公立幼兒園或是普惠性質的民辦幼兒園資源。據民間機構測算，公辦園保育費是同檔次民辦園的1/10-1/3。實際收費過程中，疊加餐費、學習用品費、保管費等費用，公辦園的總體收費一般達到600-1200元/月，仍僅為同檔次民辦園的1/3-1/2。私立園質量參差不齊，收費很高，但如今上一些民辦幼兒園也得托人。
據教育專家熊丙奇介紹，2014年，全國共有幼兒園20.99萬所。其中，民辦園占幼兒園總數的66%。另外，2014年在園幼兒(包括附設班)4050.71萬人，比上年增加156.02萬人，其中，在民辦園就讀的兒童，增量遠遠高于公辦園，這說明發展學前教育，鼓勵普惠性幼兒園發展的重要性。“其實發展普惠性幼兒園，并不是都建公辦幼兒園，而是要雙管齊下，一邊要加大投入建設公辦幼兒園，一邊應給民辦幼兒園補貼，以改善民辦園的辦園條件，同時降低民辦園的保教費。”(北京青年報《北京擴大幼兒園覆蓋面3年內增加入園名額15萬個》2015年11月26日)
2017年5月，據教育部發布數據，目前全國學前3年毛入園率從2010年的50.9%，提高到2016年的75%。教育部要求到2020年，全國學前3年毛入園率達到85%，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公辦幼兒園和普惠性民辦幼兒園在園幼兒數占在園幼兒總數的比例)達到80%左右。
2015年《北京市“十三五”教育規劃》提出，到2020年力爭將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鞏固在95%。將通過新建改擴建、以租代建等方式建設一批公辦幼兒園或普惠性民辦園，不斷提升幼兒園辦園條件，構建以公辦幼兒園和普惠性民辦園為主體、公辦民辦并舉的學前教育服務網絡。
未來公立私立幼兒園長期并行將是幼教的常態，各地情況有所不同，但弱勢家庭有質量的早期教育仍只能依靠政府供給來進行保證，因為這無法完全由市場解決。尤其是農村等欠發達地區，公立應該辦起來，把責任承擔起來。
民辦幼兒園缺少有效監督，缺少政策扶植，教師存在心態落差
從數據看，民辦學前教育實際已經撐起了幼教的大半個天，盲目的呼吁民辦幼教退出，不僅罔顧現實，并且也是置超過一半幼兒的利益于不顧。
民辦園不僅更好地滿足高質量、差異化的教育需求，而且大量填補目前公辦幼教所不能填補的空間。至少當前的入園難還只體現在選擇難，不是完全沒有的選。
民辦園的經營性質與質量并不絕對矛盾，是因為監管缺位才會讓潛在矛盾成為現實。
“當前民辦幼兒園的監管問題在于機構審批門檻高、而從業人員門檻低，無疑給市場參與者提供了降低成本的最好方法：雇傭低質量師資。并且目前沒有明確可操作的質量要求和監管體系。”
“幼兒是最弱勢的群體、幼教市場又有非常特殊的代理關系，政府在借用市場力量的同時，必須有一套邏輯嚴密的法律與規制框架，彌補市場不足，確保教育質量與教育公平。”
但政策待遇上，國內私立幼兒園處于被邊緣化的地位。“公辦幼兒園享受大量財政補貼、無需擔心場地問題;私立幼兒園則不僅幾乎沒有財政補貼，場地還很難獲批。公辦幼兒園教師可以通過努力獲得正規編制待遇，有充分退休保障和各種社會福利;民辦幼兒園則自行擔負教師工資，為了節約成本一些民辦幼兒園甚至不給教師繳納基本社保。”(陳歡，發表于公眾號“幼教女博士在倫敦”)
師資隊伍保障苦樂不均，心理落差太大，也是責任問題頻出的重要原因。
11月26日消息，北京市教委已經下達要求，各區要立即協商安排，為區域內每所幼兒園配備一位責任督學
幼教小學化，揠苗助長
4、5歲的孩子認識幾百字、認識不少英語單詞、會漢語拼音、去學習珠心算……這些本來該小學生學習的東西，不少幼兒園的孩子已經開始涉及，這就是今天所謂“幼兒教育小學化”的問題。
注重了知識的傳授而沒有關注幼兒的生理及心理的健康發展，教學內容不提供更豐富的生活和心理體驗，這體現了幼教中功利的心態，幼教質量評價標準的扭曲。
你還會送自己的孩子去幼兒園嗎?
討論幼兒園，最終都會回到這個問題。騰訊大家作者張明揚在文章《這不是笑話：阿姨改變了中國》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有這么一天，即使算上各種隱形福利，阿姨(家庭保姆)的收入還是超過了你，你會回家做全職媽媽(奶爸)么?
同樣的，準備送孩子上幼兒園的家長們，面對幼兒園學費昂貴卻不令人放心的時候，你會作何選擇?
其實問題不是收入支出是否相抵這么簡單。
梁建章認為，“如果年輕家庭只剩下‘全職太太’這一種選擇，未來婦女勢必會在職場上受到嚴重的歧視，因為對企業來說，如果一個女員工懷孕，那將不再只是幾個月的產假的問題，而是幾年的職業生涯都會受到影響。而面對這樣的顧慮，很多職業女性可能選擇少要甚至不要小孩，這會導致已經超低的中國生育率雪上加霜。”
所有今天幼教的意義遠不僅僅是下一代的學前教育，學前看護這么簡單，它會對現實經濟生活直接產生沖擊。
從教育角度看，幼兒園教育是兒童生活社會化的開始，是一個人脫離家庭，走向社會的開始，也是認識復雜世界，甚至接觸到人性陰暗面的開始。不去，只不過是暫時的回避，并不意味著永遠的隔離，解決問題才是應對之道。
家長們不應因虐待問題而視幼兒園為畏途。2015年才開始實施的刑罰修正案九突破了原虐待罪的犯罪主體范圍，不止親屬，還涵蓋了有看護職責者。相信這一立法變化，還需要多抓幾個案例，才能深入人心，才能在幼教行業中樹立威懾力。
對于大多數家長，孩子上不上幼兒園不是個問題，公辦民辦也不是關鍵問題，參與審視和檢討幼教的公共政策，才是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