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審議了公共圖書館法草案二審稿。二審稿第四十七條規定：“國家鼓勵學校圖書館、科研機構圖書館以及其他類型圖書館向社會公眾開放。”引發與會委員爭議。部分委員認為，目前高校圖書館占位情況嚴峻、管理格局單薄，一旦向社會開放，從管理秩序到安全維護都存在難以應對的壓力。本條是否應該被列入法案，應該十分審慎。
確實，高校圖書館身處校園，在面向社會開放后，無可避免地需要面臨人流密集、借還混雜、人手缺位等問題，需要承擔遠超學校內部的運營成本。但是，如果我們拘泥于前行存在阻力，而將高校圖書館排除于公眾之外，則在法理與常理上皆有失偏頗。
一方面，法律本身并不是懲戒惡行的冷漠書卷，而更關注于“保障和強化善良的人，使他們沿正義之路前行”(柏拉圖語)，是發揮社會教育與引導行為的指路標。一旦將法律的規定視作圈禁公民的繩索，則丟棄了法律肩負的社會責任與溫暖情懷。詳言之，國家以“鼓勵”的態度，推動高校、研究機構圖書館面向公眾開放，已經為高校管理提供了靈活的處理空間，也為高校更好地服務社會、發展文明搭建平臺，并不同于強制開放，更不同于引狼入室，我們又何必作繭自縛，將法律的善意拒之門外呢?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厘清，高校圖書館本身并不能獨立于城市與大眾而存在，更不是單純的圖書儲藏所。高校圖書館具有其他城市圖書館、書店所不具有的學術資源與研究氛圍。正如梅貽琦先生所說，大學之大不在大樓之大，而在大師之大，依托高校名家名人、專業科研、學界地位，往往能夠舉辦影響甚廣的講座、沙龍、藝術表演等活動，將文化育人的受眾從校內師生拓展到城市居民，無形之中活化城市文明，何樂而不為?
更何況，城市不能脫離高校，否則學術與科技建設就恐怕難以立足;高校亦不能脫離城市，否則涵養與根基就恐怕無處尋覓。目前，國內中國高校已經開展各具特色的學術活動，諸如湖南師大“一小時講座”、南京農業大學“走進學科”等已經形成品牌優勢，各大校園基本構建了“系列講座”網絡。如果沒有將這一類文化活動融入城市建設，而將高校視為城市之中的一塊邊際區域，不能協同發展，則恐怕城市文明，乃至書香中國的建設，都會滯后不少。
因此，公共圖書館法草案鼓勵學校、科研機構圖書館對外開放，可謂以法促文明的有益嘗試。問題在于，面對運行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我們不可諱疾忌醫。比如，我們是不是可以通過高校圖書館預約平臺，利用電子化數據資源與“互聯網+”優勢，合理控制人流量，而不阻礙圖書資源的廣泛流通呢?又如，我們是不是可以與社區圖書館之間實現通借通還，打造城市圖書館一體化的矩陣網絡，從而擴大高校圖書資源、電子數據的傳播范圍，減輕高校圖書館的運營壓力呢?再如，我們是不是可以分設專區、時段，促進人們錯峰閱讀，規避安全風險呢?
凡此種種，皆是可以嘗試化解高校圖書館開放附生問題的舉措。最關鍵的，還是我們自身不能以狹隘的目光忖度圖書館的社會責任與復興情懷，而認識到高校圖書館面向公眾開放不是天馬行空，而是必要之舉。畢竟，圖書館不僅是城市的良心工程，更是城市的暖心之地與文明高地，在城市精神文明復興的征程上，高校圖書館不能缺位。
?。ㄗ髡邌挝南等A中師范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