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案例一：A公司法人韓某與B公司法人王某為夫妻關系，上述二人共同成立C公司，王某為法人，韓某為最大股東及最終受益人，持股比例為50%。A公司和B公司在2019年D縣智慧課堂采購項目等8個項目中存在串通投標情形。行政監督部門對A公司與B公司自2018年以來中標項目進行統計，兩公司共中標項目46個，中標總金額約5058萬元。其中，A公司中標40個，金額約4607萬元；B公司中標6個，金額約451萬元。
案例二：E公司在多個教育領域項目中涉嫌串通投標。行政監督部門對該公司中標項目進行梳理，發現該公司涉案項目共計22個，中標總金額約2700萬元，單個項目最高中標金額約506萬元，時間跨度為2018年6月至2021年6月。
案件焦點
在案例一和案例二中，涉案企業A公司、B公司及E公司等涉嫌串通投標項目時間跨度大，涉案累計金額巨大。涉案項目均為教育設備采購項目，設備參數復雜，且其作案手段隱蔽，現有行政調查手段難以取得其違法證據。
處理結果
案例一：行政監督部門通過對A公司與B公司涉案項目進行系統分析，發現兩公司涉嫌串通投標的線索，行政監督部門將案件線索和分析材料移交公安機關共同研判，經調查，涉案人員韓某是A公司和B公司實際控制人，在多個教育領域政府采購項目中，其組織A公司、B公司等多個公司進行報價，并由A公司中標，A公司與B公司串通投標行為經查證屬實。行政監督部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第七十二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第七十四條之規定對A公司、B公司等進行行政處罰。
案例二：行政監督部門在對E公司涉案項目系統分析時，發現E公司與其他公司涉嫌串通投標的線索。同時根據公安機關反饋，E公司已在其他案件中因涉嫌串通投標被立案調查。據此，行政監督部門與公安機關對E公司開展聯合詢問，協同辦案。經調查，涉案人員在多個項目中，組織F公司、E公司、G公司等串通投標情況屬實。公安機關依法追究當事人刑事責任，行政監督部門依法作出行政處罰。
啟示
——采購需求擬定程序應規范。行政監督部門在本案辦理過程中發現，一些政府采購項目采購之前，采購人為擬定相關產品參數，組織進行公開方案征集，意向單位提供方案，采購人組織方案評選，最終確定方案征集中標單位。因采購人在方案征集中標單位提供的參數基礎上，綜合其他單位參數確定最終擬采購項目參數，對其中部分參數進行拔高，易導致公開招標時，投標人成本增加，利潤降低，競爭意愿不足。另外，采購人還在方案征集公告中要求當項目進行公開招標時，方案征集中標單位不得讓項目流標，否則，在往后其他方案征集活動中該方案征集中標公司將被列入“黑名單”。相關單位為不被列入“黑名單”而找尋公司參與競標，涉嫌圍標、串標，擾亂市場環境。因此，采購人在面對各類產品采購時，應根據《政府采購需求管理辦法》落實采購人主體責任，各行業主管部門應統籌管理領域內采購項目前期方案征集工作，降低圍標、串標風險。
——建立采購文件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本案辦理中行政監督部門發現，一些高校舉辦的各類競賽，多為廠商主辦，高校等部門為獲得較好成績，需采購相應廠商的產品用于訓練等，導致采購文件內設置的采購產品參數等具有指向性和排他性，不利于市場公平競爭，從而極易導致圍標、串標。在部分項目中，甚至存在廠商與采購人在項目方案征集之前就“溝通”好，確定產品參數的情形，導致政府采購程序流于形式，圍標、串標情形頻發。因此應建立采購文件公平競爭審查制度，采購人編制招標文件需開展公平競爭性審查，對參數設置是否排他、是否存在指向性等進行充分論證，并鼓勵采購人在采購文件正式發布前，對產品參數、評標辦法等進行公示，接受相關主體監督，優化產品參數設置及評標辦法，將矛盾前置化解。
——加強招標采購法律宣傳工作。在本案調查過程中，行政監督部門發現涉案人員對幾家公司聯合協商投標行為所產生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不清楚，認為此行為是行業領域內慣例做法，法律意識淡薄。
——提升協同機制建設工作。在本案的辦理過程中，行政監督部門與公安機關溝通十余次，就案件分析研判，辦案思路，調查處罰等進行充分交流，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了案件偵破工作。因此應推動與公安機關、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等行業執法部門建立案件協同辦理機制，形成共同維護招標投標市場公平競爭的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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