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一流”名單公布已經一周年了。這項教育領域的“千億工程”自從其醞釀之日起就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廣泛關注。
這項工程目前的推進情況如何？入選的137所高校、465個學科有了那些“動作”？對相關資金的使用效率如何？2020年的動態調整期限到來之際，哪些高校和學科將獲得新的機會，哪些又將面臨出局？
這些問題始終撥動著高等教育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心弦。
大學和學科排名成為 “雙一流”建設成效的 “擔保者”？
近一年來，所有省級行政區域都出臺了“雙一流”建設方案，所有“雙一流”大學建設單位和“雙一流”學科建設單位也都出臺了相應的建設方案，“雙一流”政策執行平穩推進，高?！半p一流”建設從規劃走向具體施工階段。仔細跟蹤這些建設方案以及后續的建設舉措可以發現，諸多“雙一流”建設高校和學科將世界大學排名和世界學科排名作為了追求的關鍵指標?！斑M入四大主流世界大學排名前300名、200名、100名”、“入選ESI全球前1%、1‰”、“入選QS世界大學排名前100名、前50名”等提法逐漸成為了備受業界追捧的建設目標。也有實力較弱的院校和學科期望通過國家科技獎來實現“出奇制勝”，在動態調整的時候躋身“雙一流”。
究其原因，當初“雙一流”高校和學科的遴選首次大規模運用國際、國內第三方評價結果作為遴選的參考依據，雖然官方并未公開具體標準，但相關“遴選口徑”還是通過各種方式傳遞到了各個層面。因為缺乏其他具有影響力和公信力的數據支撐，大學和學科排名數據正在日漸成為一種“雙一流”建設成效的稀缺證據。
很多業內人士都隱約感到大學和學科排名正在逐漸扮演“雙一流”建設成效“擔保者”的角色。盡管其方法粗糙，數據采集缺乏仔細推敲，但它畢竟將全球的高等教育機構放到了同一個平臺上進行比較，并且輸出了結果，還成為了全球的新聞傳媒所追捧的輿論熱點，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
為何用有些指標排名會被認為是 “學術歧視”？
當評價跟資源相掛鉤，評價就具有了“指揮棒”的意義?，F有的大學和學科排名本是一種商業活動，一旦具備了績效評價功能，就有了建設成效“擔保者”的意味，也必然會左右“雙一流”建設的重點和方向。筆者在對重點建設高校的持續觀察中越來越關注到，隨著排名“擔保者”形象的日益增強，其“指揮棒”效應便逐漸顯現。
首先，高校人才培養的“擠出效應”進一步加劇。項目和成果是排名上升的基礎，成為了不少大學和學科的重要關切，也成為了大學教師群體的重要關切，教師在人才培養上的時間和精力投入進一步減少?！半p一流”建設高校教師們往往將主要時間和精力投放到了獲取自然和社科基金，產出SCI、SSCI和CSSCI論文上了。部分高校為了在短期內沖擊項目和成果指標，盲目擴大專職科研人員和博士后研究人員規模。經濟發達地區的博士后人員的薪酬競賽已經迅速漲到幾十萬元不等，欠發達地區吸引優秀青年人才難上加難。
適度規模的博士后隊伍建設是正常的，將博士后作為“影子師資”，實現學?；驅W科在各類排名統計中“分子”增加“分母”不變，本質上則是用博士后研究人員在站期間的兩年高薪和潛在的教職機會換取青年學者們兩年期的基金和論文署名權。
第二，高校對“帽子”人才的盲目追求更加嚴重。“千人”、“青年千人”、“杰青”、“優青”等“帽子”人才往往在海內外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就，又具有良好的成長性，引進他們往往能夠在沖擊指標上受到“以一當十”、“以一當百”的奇效。
除了高薪以外，多數重點建設高校更是將教授、研究員等高級專業技術職務作為吸引人才的籌碼。但其中不少人才其實只是初步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距離成長為成熟的教學、科研人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種超常規的引人手段，破壞了基本的學術秩序，引發了一系列的管理問題。
這幾年流行的另一類“帽子”人才則是“高被引科學家”。筆者對“高被引科學家”對排名的影響做過數據分析，高校新增一名“高被引科學家”往往能夠導致大學排名上升幾十乃至數百名位次。部分高校的學科建設管理部門也因此將引進高被引科學家作為一段時期內學科建設的關鍵任務。
第三，對醫學生命科學學科的重復建設。近年來，隨著ESI指標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和學科建設的重要指標，“雙一流”建設高校普遍加大了醫學和生命科學學科的建設力度。其背后則是因為醫學與生命科學領域在ESI學科領域當中占據了小半壁江山，而多數“雙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在工程學和自然科學領域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醫學生命科學領域的空白成為制約學校ESI表現的“短板”。很多原本沒有醫科底子的高校都走上了合并醫科、新建醫科、共建醫科的路子，醫科生命科學學科的重復建設問題需引起重視。
筆者就此問題請教過多位歐美院校研究專家，他們一致認為ESI主要功能是圖書情報領域為科研提供檢索和信息服務的工具，其指標意義僅僅局限于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員、研究熱點等等，它不適合也不應當成為大學績效評價的指標。歸根究底，ESI雖然可以對機構的科學領域進行適度的評價，對人文和藝術領域并不具有評價功能，對社會和工程領域也僅僅具有科學領域的指征意義。因此，歐美院校研究專家認為，用ESI來做大學評價是一種“學術歧視”。ESI是一個重要的科研分析工具，但不能在對它的“誤用”中一錯再錯。
大學排名本質上是一種 “大學的外部公關活動”
當高等教育重點建設進入“雙一流”的新階段，國家和地方兩級公共財政為此投入了巨資，承擔重點建設任務的高校面臨巨大的發展壓力，也將面對嚴肅的公共問責和社會問責。三流的企業做產品，二流的企業做品牌，一流的企業做標準。在中國“雙一流”評價的重要歷史時刻，大學排名公司敏銳地嗅到了進一步將大學排名提升為大學評價標準的機會。如果能夠將商業排名包裝成科學評價，并且被公共部門、建設高校，以及師生校友所廣泛接受，那商業排名就自然成了行業標準。
近年來，所謂“主流大學排名”的提法也不絕于耳。于是，大學排名公司針對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展開了密集而細致的公關，力圖主動為中國“雙一流”建設的成效提供“擔?！?。他們所提供的各種排名數據也恰好為建設成效提供了證據。但事實上商業性排名不應該被視作一種嚴謹的標準，也不具體登堂入室成為評價標準的基本資格。
首先，商業性排名難過科學關。大學評價是一個世界性難題。真正科學、嚴謹的大學和學科評價必須要面對高昂的成本，這也是很多公益性、獨立性的國際組織難以有效組織這項工作的根本原因。而商業性排名機構則會嚴格控制成本，用他們可接受的低廉投入，選取相對少量的指標對大學這個巨型復雜機構進行簡化評價。盡管這些排名的影響在高等教育領域內爭議不斷，各界對排名的方法也多有批評，但除了個別高校采取拒絕提供數據的行動外，卻很少有國際組織、政府組織和行業協會來有效遏制這些排名的發展。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認為，大學排名本質上是一種大學的外部公關活動，通過數據來展示大學的優點，本質上是一種廣告。由于它并沒有對全球高等教育秩序造成很大的危害，又迎合了廣大利益相關者的需要，媒體自然會追捧，而專業性的國際組織只是覺得“無害”，所以暫時沒有必要去干預。
第二，商業性排名難過獨立關。從現有各類商業性大學排名運作的情況來看，基本分為企業辦排名，媒體辦排名和大學辦排名三類。企業辦排名最終還是要從大學及其利益相關者那里獲得營業收入，具有最直接和緊密的利益相關關系；媒體辦排名需要從大學及其利益相關者那里獲得廣泛的關注，關注流量才是其核心利益；大學辦排名需要同時扮演“裁判員”和“運動員”兩種角色。而行業標準和第三方評價則一般是由具有第三方屬性和特征的行業協會和專業組織發布的，其內在邏輯便是排除利益相關關系對標準的影響。
第三，商業性排名難過可靠關。商業性排名在處理大學排名數據的時候先天存在難以保證數據可靠性的缺陷。一是商業性排名所選用的文獻計量數據庫在收錄期刊和學科分類上存在先天的不完備或不匹配，簡單處理后便用于大學或學科評價，在很多情況下存在數據偏差。二是商業性排名所采集的教師數、學生數等數據項目往往并未在統計標準上進行過統一，不同的學校執行不同的標準，最終會因為統計問題而影響結果。三是部分商業性排名所開展的全球學術聲譽調查和全球雇主調查在抽樣方面往往未經嚴格的推敲。在有些排名體系下，高校支付高額認證費或咨詢費后，便可推薦國際合作學者或重點畢業生雇主加入調查，其可信度非常有限。
故此，有太多外在影響因素左右商業性排名結果，商業性大學排名并不具備為“雙一流”績效評價提供“擔?！钡馁Y格，甚至在一般性的大學和學科的水平評價上也是有心無力。這也是為什么大學排名機構研發者在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和管理者面前都會坦誠相告：“大學排名并非排給專業人士看的，僅供外行參考。外行出于擇校等目的有了解大學的需要，而且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并不一定很準確的信息?！?/p>
第三方評價只能為 “雙一流”建設提供 “參考”而非 “擔?！?/strong>
“雙一流”建設績效評價本質上屬于公共投入項目的績效評價。最終要實現以建設績效為基礎，進行動態調整的目標，從而避免“雙一流”進入重點建設“固化”的狀態。主管部門在遴選和后期調整的過程中可能會參考各種類型的第三方評價結果，但那只是一種“參考”，不能將之簡單等同于一種“擔?！?。
從主管部門的立場來說，在對公共投入項目進行績效評價的時候需要考量四方面內容：一是公共投入項目管理者在從事管理工作過程中所掌握的專業信息；二是一流大學或一流學科建設單位作為被投入對象所提供的建設成效證據和建設績效證據；三是師生校友、重大項目委托者、國際合作者、校企合作者等利益相關者對相關院?；驅W科的評價。四是第三方獨立評價機構所提供的科學證據。
具體而言，“雙一流”建設績效評價本質上是一項專業性的政府評價，其評價權屬于行政權，但評價過程必須尊重大學具有辦學自主權和大學利益相關者多元化等基本準則。所以評價過程除了行政機構自身掌握的情況外，還要充分采用建設主體、建設主體的利益相關者，以及第三方獨立評價機構的各種支撐性信息。這里的第三方應當符合多元性、開放性、獨立性和專業性基本原則，不同類型的第三方可以提供不同方面的數據，但必須獨立和專業。
在“雙一流”高校建設單位和“雙一流”學科建設單位的初始遴選過程中，主管部門開展遴選評價也充分采集了各種多元、多渠道的專業性信息，是一種突破和進步，有效規避了遴選中的人為因素。唯一的遺憾是采用的部分第三方數據缺少了元評估和合法性審查的環節。無論如何，第三方評價結果只是主管部門組織遴選的一個參考，并非起著最終的決定作用。
換言之，在未來的動態調整中，當大學綜合排名在某個排行榜上進入前300名，學科排名在某個排行榜上進入前1‰或前50名，所在學科有團隊獲得國家科技獎項一等或二等獎，并不能確保不出局。
對高校和學科而言，“雙一流”建設是一個以我為主，不斷追求新境界，不斷挑戰新高度的過程，國家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績效評價和動態調整，但并不存在“一刀切”的遴選和調整標準。國家興則大學興，大學興則學科興。世界一流終將歸屬那些具有一流眼界、一流心胸、一流管理、一流培養和一流產出的高校和學科。
?。ㄗ髡呦低瑵髮W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