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由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王蓉主編的《中國教育新業態發展報告（2017）——基礎教育》（簡稱“藍皮書”）發布會在京舉行。
藍皮書以最新的全國性大樣本數據即2017年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數據為基礎，對我國的民辦學校、校外培訓、在線教育服務與購買進行了實證分析；
并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機構、學校、企業等進行案例研究，廣泛并深入地描述了當前我國基礎教育新業態的特點與問題。
藍皮書共分為五個專題——民辦學校、校外培訓、基礎教育國際化、公辦學校，下面就隨我一起看看其中與教育相關的問題吧~
一、校外培訓：近半數中小學學生參與校外培訓，全國總體規模達到4900多億元
校外培訓相關數據：
1、培訓參與率：
研究發現，中小學階段學生的校外培訓總體參與率為48.3%（參加學科補習或興趣擴展類培訓），參與校外培訓的學生平均支出約為5616元，平攤的生均支出為2697元。
根據各層級在校生的規模估計，全國校外培訓行業總體規模達到4900多億元。
從家庭背景來看，不管是學科補習還是興趣拓展類培訓，隨著家庭經濟實力的增強，學生的校外培訓參與率均隨之上升。同樣，隨著父母學歷的提高，學生校外培訓的參與率也隨之上升。
就參與率來說，東北部地區學生的學科補習參與率最高（60.8%），東部地區（38.1%）和中部地區（38.0%）次之，西部地區（30.5%）最低。
城鄉差異顯著，城市學生的學科補習參與率是農村學生的2倍，而一、二線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間則差異不大。
就不同學段的差異來看，全國范圍內小學生學科補習的參與率為33.4%，初中生為43.7%，高中生為48.2%。
一些地區如東北部地區，小學生學科補習的參與率在50%以上，且初中階段的參與率高于高中階段。中部地區和一線城市的初中階段學科補習參與率也呈現類似的情況，一定程度上說明這些地區初升高的升學考試競爭較為激烈。
2、補習方式
家庭在選擇校外培訓方面，主要以學科補習和應試為主。從學科補習的供給方來看，由商業公司提供學科補習的占30%左右。
在個人提供者中，在職教師仍占一定的比例。從學科補習的組織方式來看，實體培訓班仍舊是主要授課模式。
3、培訓支出費用
校外培訓生均支出和參與率在不同地區和城鄉之間存在巨大差異。
在生均支出方面，東北部地區最高，平均支出達到4357元/年；其次為東部地區，平均支出為3592元/年；而中部地區（1970元/年）、西部地區（1806元/年）的生均支出只有東北部的一半不到。
城鄉之間的差異更為驚人，農村學生的平均校外培訓支出為419元/年，城市學生平均校外培訓支出達3710元/年，為農村學生的近9倍。
不同類型的城鎮之間也存在較大的差異。一線城市學生的平均校外培訓支出達7781元/年，二線城市為4863元/年，其他縣市僅為2395元/年，不足一線城市的1/3。
不同收入組群家庭之間的差異更加令人震驚。
研究發現，來自家庭年消費水平最高四分位組的生均校外培訓支出為8824元/年，是家庭年消費水平最低四分位組的學生的近6倍。
而年消費支出最高5%的家庭生均校外培訓支出為14372元/年，是最低5%的家庭生均校外培訓支出的約20倍。
4、興趣拓展類培訓情況
除學科補習外，近年來興趣拓展類的培訓正在成為校外培訓行業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內容包括藝術、體育、科創、生活技能、研學等。
研究發現，全國范圍內學生興趣拓展類培訓的平均參與率為21.7%，低于學科補習的平均參與率（37.8%）。
興趣拓展類校外培訓的參與率和支出的城鄉差異都要遠高于學科補習，農村地區平均參與率為5.4%，城鎮地區平均參與率為29.0%。
就不同學段的差異來看，全國范圍內小學生興趣拓展類校外培訓的參與率為27.9%，初中生為16.2%，高中生為14.6%。
5、案例分析
藍皮書通過分析目前規模最大、發展最快的課外補習機構之一——好未來教育集團的誕生與迅速發展的歷程。
指出，課外補習行業十余年快速發展的大背景是義務教育階段素質教育均衡性與高等優質教育資源競爭性的斷裂。
在家庭爭奪優質資源的巨大的需求下，課外補習機構通過花樣營銷手段引導家長的焦慮與期望轉化為付費沖動，完成生源與資金的積累。
6、總結
藍皮書指出，校外培訓可能會加劇教育不公平，但不能簡單地將其影響機制理解為由于弱勢家庭不能負擔校外培訓的費用從而直接造成不公平。
富裕家庭往往有多種渠道獲得優質教育資源，比如通過買房擇校，進入優質的全日制公辦學校等；而弱勢家庭如果能以相對較低的成本投資校外培訓，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學生從教育中獲得更高收益的可能性。
政策制定者如果試圖制定有效的干預政策以解決校外培訓可能帶來的教育不公平，則需全盤考慮不同學生群體選擇校外培訓的動因，以及培訓所產生的實際效果。
藍皮書還指出，當前需要一套更加成熟的政策意識體系，不因某一政策措施或者某一類供給主體在相對于某個政策目標時的可能負面效應而徹底否定其在相對于另一個政策目標時的正面效應。
應該針對不同的政策目標建立不同的干預手段框架，從而為通過政策手段促使各個供給主體“揚長避短”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二、出國留學：低齡化、平民化和常態化特點突出
根據宏觀數據分析，藍皮書指出，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趨勢有三個特征：低齡化、平民化和常態化。
1、低齡化
出國留學的學生平均年齡向下發展。以中國赴美留學生為例：
2006年中國赴美留學攻讀本科學位學生占14.87%，而攻讀研究生比例占76.09%；
至2015年，中國赴美攻讀本科學位學生比例為41.28%，而攻讀研究生比例占37.51%。攻讀本科的比例已然超過攻讀研究生的比例。
同樣的，中國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生數量從2006年的1000人左右上升到2016年的3.3萬人，呈現出指數級增長。
2、平民化
隨著出國留學的人群的家庭收入和社會經濟背景多元化，越來越多中產階級的子女也尋求出國留學。
3、常態化
出國留學已經開始以多種形式從多種渠道影響中國家庭和學生的教育選擇，這不僅僅體現在不同學段、不同留學期限的留學人數的日益增多，還表現在其留學之后的職業選擇。
越來越多的學生學成回國，說明留學并不是出國工作、移民的重要跳板，而更可能是個人教育經歷中的重要體驗和過程性收獲。
留學動因
其次，有關出國留學動因的調查發現，在出國留學的教育方面的原因中，有接近一半的學生選擇了“國內名?？傮w質量不如國外名校”作為首要原因。
另外，“在國內考名校的競爭太大”成為了次多的選項?？梢妼W生對國內名校的信心不足，認為國內名校質量不如國外，而且競爭激烈，這成為了學生留學選擇的教育方面的重要原因。
在非教育方面的原因中，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學生把“培養國際視野”（32.5%）作為首要原因，“學成回國就業好”（17.4%）和“體驗異國生活文化”（14.7%）緊隨其后。
三、 民辦中小學：主要功能是滿足高收入群體的差異化教育需求
基于2017年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數據，藍皮書指出，絕大多數的民辦小學和民辦初中的校內收費均為每年數千元，甚至收費最高的25%的民辦初中和小學的平均年度收費高達數萬元。
尤其在一線城市，50%以上的民辦小學和民辦初中每年校內收費過萬元；在一線城市，校內收費最高的25%的民辦初中平均收費為6萬元以上，遠高于其他城市。
一線城市民辦小學和初中的學生比例最高，13%的學生就讀于民辦小學，26%的學生就讀于民辦初中。
在其他城市和農村地區，民辦小學的學生比例均低于8%，民辦初中的學生比例都在10%左右。
可見，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教育購買力增強，教育需求也更加多元化，對民辦教育的需求因此增加，因此民辦小學和民辦初中的學生比例與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
藍皮書認為，在居民收入水平顯著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教育選擇自由將成為很高比例的較高收入家庭的一種重要的公共政策訴求。
四、教育科技企業：與政府、學校合作面臨挑戰
近年來，教育科技類企業逐步成長，成為教育供給側改革的有力支持者。
教育科技行業不僅是極具潛力的領域，也是一個年輕、尚未成熟的行業，充斥著初創企業和年輕創業者。
藍皮書的最后一個主題是“教育科技企業”，企圖從行業和企業的視角，聚焦于教育科技企業與公私立學校合作的背景、環境、過程與挑戰，同時闡明“互聯網+教育”的新業態在現實中的具體情況及其對于我國教育體系的可能影響。
藍皮書呈現的四個企業案例報告揭示，教育科技企業在教育實踐中的參與，已經切實顯示出其作為教育系統組織形態改變者的潛力。
如果將實體學校作為傳統和主流的教育業態，那么教育科技公司在“怎么提供服務”方面與實體學校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也在促使實體學校自身發生改變。
實體學校往往有固定的校址、提供綜合性的標準化的課程體系，接受政府規制下的生源分配，按照班級、年級組織學生。
而教育科技企業往往針對特定的教育項目，對于教育過程進行更加精細的拆解和專業化分工。由于這些企業按照資源、教、學、練、測、評、管理、招生等各個環節進行業務布局，傳統的教育已經被解構，在這個過程中也已經形成了教育產業鏈。
藍皮書指出，雖然教育科技類企業已在直接面向學生和家長的領域取得了廣泛認可和初步的商業成功，但在與政府、公立學校、私立學校的合作中步履維艱。
從學校角度來看，學校若要成功與教育科技企業合作，需要具備一些基礎性的條件。為了實現對教育信息化產品“從買到用”的轉化，學校應該在教學、管理、資源配置、教師發展和激勵方面做出相應調整。
首先，學校內部要就教育變革達成共識，教師、學生及其家長和管理者要認同變革的目標，形成“教學共同體”。
其次，為了適應教育信息化產品的引入，學校要進行內部結構調整，改變教學流程。最后，學校一定要合理投入，并輔之以相應的人員調整。
五、如何解決教育當前的核心矛盾？
對于當前教育的供需矛盾，藍皮書總報告認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教育領域中更多體現為人民對于教育的位置物品屬性的覺醒和追求，這種覺醒和追求給老百姓帶來了沉重的經濟壓力和集體的心理焦慮，其表象并不美好。
本書的一個主要發現是，當前的教育新業態的各個主體（包括校外培訓機構、部分民辦學校和教育科技企業）在滿足人民對高質量、個性化教育的需求方面確實具有潛力，但當前它們首要的作用是滿足甚至調動人們對于教育“位置物品”的需求和焦慮。
解決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間的均衡發展問題是根本。
總報告認為，要解決當前核心的教育矛盾，在政策層面，原則上應該切實減少市場性力量帶來的對于教育體系的篩選功能和發展功能均衡的破壞性影響，減少其鼓動和增加老百姓“教育位置需求”焦慮的主動作為的空間。
最根本的是解決我國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間的均衡發展問題，顯著擴大普通高中和本科教育優質資源的供給。
迫切需要減少高等教育、高中教育機構之間的過度分化，適度遏制“拔尖”建設的政策沖動。只有建設一大批“高原式”而不是少數幾個“高峰式”教育機構，才能真正解決教育的供需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