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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上海、浙江啟動了高考綜合改革的試點工作，并于2017年全面推進，一時成為輿論焦點。本次改革重點有二： 一是普通高校逐步推行基于統一高考和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的綜合評價、多元錄取機制;二是加快推行職業院校分類招考和注冊入學。其本質目標，既包括讓學生根據個體需求，探索自己想學習的知識，又促使不同招生單位采用更符合具體情況需求的標準來評價學生，防止“一刀切”。
在這樣的變革之下，高校與高中的“無縫對接”顯得尤為重要。以往，高中生只要按部就班地學習、考試，大學畢業后就業與專業不對口的現象也很普遍;現在，隨著多元化的學科組合，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更加提前，高考選考科目直接決定了學生在大學里讀什么樣的專業，以及今后可能從事什么樣的職業。如果學生不能及早了解自己的興趣特點和專業方向，那么高中和大學的數年時間就極大地存在著被浪費的可能。
遺憾的是，高中生的心理尚處于發展階段，不少高中生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興趣愛好是什么，更別提“職業規劃”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高考改革尚未成熟，眾多家長和老師顯得更加功利主義，其注意力偏向“選哪科對報志愿有益處”上。在這樣的情況下，“誰能有效引導高中生進行職業生涯規劃”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數據顯示，在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高中生接受過生涯規劃類指導的超過70%，而在中國，比例僅為33%。
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知名教育家、科學家科南特就對美國中等教育和師范教育，進行了實地考察，并提出了批評和改進建議。在《改進公共中等教育的建議》中，他所提出的第一條建議就是建立學生輔導制度：“中學里每250-300名學生應當有專任的輔導員(或指導員)1人。輔導員應當具備當教師的經歷，但是實際上應當拿出全部時間做輔導工作;他們應當熟悉使用學生能力傾向與學業成績測量工具的方法，熟知自己的職能并不是代替家長工作而是幫助家長給青年提出忠告。”據此，科南特提出了輔導員在探究不同學生的興趣和能力、學生職業發展傾向等方面提出了諸種要求。
盡管國內也有部分中學開設了“生涯規劃”的校本課程，但這種理想情況對于絕大多數中小學校來說仍是負擔，因為他們在學科教師上就已經面臨較大的師資缺口——傳統的教育教學方式已經不適應新的招生模式，能整合不同學科知識、培養學生核心素養的教師已經急缺，更別提加設輔導員之職。
民辦教育機構當然也看到了這一前景：或是通過科技手段智能分析學生的能力傾向與興趣構成，或是專做高考報考咨詢、高中職業生涯規劃服務。其重點是，這種跟蹤、評價、抉擇、反饋需要長期持續的努力，并且不能脫離學科培養而存在，任何單獨剝離而出的產業勢必都會對最終效果大打折扣。
而在目前的教培機構中，現有崗位與“輔導員”最貼近的，莫過于廣泛存在于個性化培訓中的“學習管理師”，其職責往往包括跟蹤學生整個學習過程的管理工作，規劃學生某階段學習課程，并做好心理輔導;同時，協助教師進行個性化教育深層次的發展;與家長溝通，為家庭教育提供咨詢。
但是，目前不少教培機構學管師的工作并非字面上理解的含義，而處于定位不清晰、前景受限、流動機率較大的尷尬狀態，不少家長和學生會將其直接等同于銷售。其中，主要原因有：門檻較低，學歷要求不高，核心素質要求空泛;入行整體工資徘徊在2K-3K，微薄底薪加上不穩定的業績抽成，而這種工資構成又必然決定了其工作重心仍放在課耗和續報之上;一個崗位身兼數職，雜而不精，工作周旋于家長、學生、教師三方，卻沒被引起重視——尤記得2015年刮起的教育O2O大風，就是要吹走包括學管師在內的“中間環節”。
事實上，學管師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們與學科教師一樣，直接為學生的學習活動負責。在其手上沉淀著大量學生、家長的實踐經驗與經典案例。在新高考改革的趨勢下，教培機構的學科教師在予以變革，而學管師同樣值得引起重視。與其去聘請面向成人的職業規劃師，不如注重學管師的轉型引導，例如擴大“學管師”的崗位領域，并不局限于個性化，而是可覆蓋不同的班型。實際上“雙師課堂”的輔師也具有類似職責。
當下需要做的是，提高學管師入職門檻或加強在職培訓，鼓勵其參與生涯規劃課程的基礎培訓和資格認證。在薪資構成上，轉介紹、課耗、續報等銷售層面為重點的銷售模式，轉向專業知識技能方面的引導和晉級。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應當形成由學管師研發的系列職業生涯規劃教材與課程……
總而言之，學生學科核心素養與發展核心素養之間密不可分。前者是針對學生在學科學習過程中形成的、體現學科本質的、具有一般發展屬性的品質與能力。后者是針對學生在一個階段的學習形成的一般發展，包括重要的和關鍵的品格和能力。在新高考改革的趨勢下，學管師的工作應該回歸到本質，即與教務、銷售有效區分，同時也不應該被困于“保姆式陪伴”中，而更加專注學生學習發展指導、身心發展指導和職業發展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