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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我問上海的一所重點中學的校長怎么看上海的新高考改革。這位校長笑而不語，良久才開口說，方案很理想，但現實是另一番境況。雖然他的回答隱晦而有些模糊，但看得出他的迷茫，也是一所重點中學面對新高考處境的迷茫。
同樣的問題我拋給了上海的一所普通中學的校長，當時上海已經進行了選考的等級考試，他所在的學校成績逆襲，取得超越曾經作為普通校的成績。這是新高考下新的規則帶來的。但他并不為此高興，反而表現出一種深深的隱憂。
不過，至少表面上，上海的新高考進行地安安靜靜，幾乎沒有大的波瀾。而浙江的新高考自去年一直被熱議到現在，無論是媒體還是浙江的家長們，都在談論著。期間的選考甚至引發強烈的輿論。浙江一所重點中學的校長在一次會議上直言，這只能算一場高考規則的改變，談不上改革。
浙江的這位校長認為這不是一場改革的原因在于，招生制度(高考這種選拔機制)沒有發生本質變化，指揮棒的方向沒有大的轉折?；A教育便沒有本質改變。
顯而易見的是，這場新的高考規則的變動的確打破了試點地區上海、浙江的高中整個教學與管理的原有結構。平衡的打破必然伴隨著未知與茫然，沒有可借鑒的經驗，一切都在摸索之中。
但不可忽視的是，某些堅固的東西出現了裂縫。
上海的隱憂
上海新高考方案與浙江不同。雖然都是“3+3”，語數外三門必考，加上三門選考，構成高考總成績。但上海是從理化生、政史地六門中選擇三門，而浙江是從七門中選擇三門，增加的一門是技術。
新方案中，上海實行合格性考試與等級性考試。學生要在政史地、理化生六科中選擇感興趣的三科作為等級性考試。合格性考試內容是以普通高中課程標準中的基礎型課程要求為依據，這是高中會考的要求。等級性考試在此基礎上加上了拓展型課程要求，難度更大一些，是作為高考的考試要求。
上海與浙江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各科目的合格性和等級性考試，學生只參加一次。學生的選考不像浙江有兩次考試機會。方案中提出，逐步探索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向不同年級學生開放、提供兩次及以上考試機會的可行性。但納入高考成績的等級性考試并未提出多次考。
等級性考試成績計入總分時，由五等細化為11級，滿分70分，最后一級計40分，相鄰兩級之間的分差均為3分。
上海校長的擔憂在于，等級性考試是在學業水平考試基礎之上，與此前的高考相比，難度大大降低。學生的學科基礎能不能打牢，未來進入大學學習具體專業時能力是否過硬?
還有老師迷茫于高考考試標準的模糊。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教育學會高中教育專委會名譽理事長王本忠在杭州二中的研討會上提及，上海的一位校長曾在新高考的研討會上提出，選考缺乏課程標準。國家并沒有給出等級考的考試標準，老師按什么標準教，教到什么程度，沒有清晰的方向。
另外，因為初次面臨文理交叉的選擇，大部分學生在選考時考慮的并非真正感興趣的學科，而是等級考試中能拿到高分的學科。選考的初衷沒有在實際中體現。
浙江的動蕩
浙江新高考的動靜比上海大很多。這與浙江的方案有很大關系。浙江的選考進行兩次，分散在高三的10月和4月。
兩次考試打亂了此前一直延續的學校教學節奏，剛開始也讓學生的高考壓力提前蔓延到了高一、高二。
即便是杭州二中這樣一所重點高中，同樣有這樣的困惑。之前，下午三點半以后，學生幾乎都在玩社團，但是新高考后，這部分時間被壓縮，學生不怎么敢玩了。有些高中為應對新的考試規則，甚至出現兩個高三現象，造成越改學生壓力越大。
浙江同樣面臨著學生在選擇選考科目時投機的心態過重，沒能真正從興趣出發。選擇選考時間時也采用田忌賽馬的策略，重在勝過相近的競爭對手。
無論是上海的6選3還是浙江的7選3，新高考中的選考設置目的是打破此前單一的文理分科，給予學生更多選擇，按照興趣選擇科目。但選考同時也打破了此前學校的師資結構。在浙江，不少學校選課走班后，出現師資的潮汐現象。
這些是目前實行過程中，出現的顯性的問題。有些高中在過去的兩年多時間已經逐步探索出解決之道，比如面對師資不足，杭州二中在選課走班時，固定選考中的兩門科目，與語數外在同一個班級上課，另一科實行走班上課。杭州四中的措施是教師跨年級上課，跨年級調配平衡師資。這對于規模稍大的高中不失為一種解決辦法。
呼吁擴大三位一體招生
讓基礎教育校長們感到最無措和茫然的是，招生制度沒有本質改變，只是在考試規則上進行改動。
最早的新高考指導文件，《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里提到，2017年全面推進，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國特色現代教育考試招生制度，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模式。
綜合評價與多元錄取后來也出現在上海與浙江的新高考改革方案中。上海提出要構建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體系，2017年起，推動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信息在自主招生等環節中開始使用。但除去自主招生部分，普通招生錄取仍然按照高考考試分數。
沒有明確納入高考錄取范圍，高中便沒有太大動力推動建立學生綜合素質評價。
浙江的方案中有明確提到，采用三位一體招生的高校依據考生統一高考成績、高中學考和綜合素質評價成績按比例合成的成績。高考成績原則上不低于綜合成績的50%。綜合素質測試內容和實施辦法由高校確定。
對于選擇三位一體的考生來說，綜合素質實實在在占到高考分數的一定比例。
今年北京大學公布的2017年浙江省“三位一體”綜合評價招生簡章中顯示，通過三位一體綜合評價計劃招生65名。通過初審的考生需要參加北京大學組織的筆試和面試。筆試與面試的成績占到錄取總分的30%。
據浙江省教育廳消息，去年有8所高水平大學在浙江采取三位一體招生，分別是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
杭州二中校長葉翠微覺得，采用這一招生方式的高校還是太少，“我們希望985高校都能采用這種方式，至少可以拿出一定的比例來進行三位一體的招生，這樣給最優秀的學生一個出口。”
這里高中與高校長期有一個矛盾，很多高中認為大學在招生錄取中不看綜合素質評價，所以沒有做的動力。但大學卻詬病高中做的綜合素質評價不夠真實、可信。高中的綜合素質評價究竟怎么做才科學、可用?這一直是基礎教育討論的難題之一。
妥協
制度設計者不是沒有想到對招生制度進行真正的改革，但它太關鍵，牽一發而動全身，也因此有任何風吹草動便偃旗息鼓了。王本忠參與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的起草，當時就提出推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以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終身的弊端。
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招生以統一入學考試為基本方式，結合學業水平考試和綜合素質評價，擇優錄取。對特長顯著、符合學校培養要求的，依據面試或者測試結果自主錄取;高中階段全面發展、表現優異的，推薦錄取。
王本忠說，考試招生制度的改革最初的設計是，考試小改，全國的統一考試不可能取消。具體是把原來的考知識逐步增加考察能力的內容。這個過程并不容易，能力對應的就不再是標準答案，尤其是人文學科，“他要搭出一些不是標準答案的東西，老師怎么給分非常復雜，所以要修改也很困難。”這項改革一直在進行。
最初的方案的設計中也是力圖打破招生制度唯分數論，想要借鑒國外的一檔多投，考完以后可能被多所大學錄取，雙向選擇。
但是，因為整個社會的誠信制度沒有基本的保證，后來又演變成了考試。王本忠談到，招生制度基本沒改，變成了擴大學校的自主招生權。但試點不久，人民大學自主招生腐敗事件發生，高校自主招生權一定程度又被收回。最終形成現在的自主招生制度，高校的自主招生錄取人數僅占本年度招生計劃的5%以內。新高考改革方案中，2015年以后，自主招生的時間點被放在了高考結束后。
招生制度最終變成了現在公布的兩依據一參考。依據學業水平和統一高考成績，參考綜合素質評價。
不過，盡管對大多數高校的招生錄取來說，綜合素質評價目前還只是一個參考，并未形成真正實質的分數，但葉翠微認為，這是一個明確的方向，三位一體至少打開了這扇門，大家都意識到要去做了。至于評價的科學性與真實性，需要一個過程。
一個共識是，新高考的選考模式所指向的給予學生更多元的選擇將是不變的方向，葉翠微說大家都很認同，但高考的方法要如何體現高考的要求還需要優化。比如浙江怎么規避兩個高三年級的現象，怎么防止學生考試焦慮提前，考試時間是放在學期中好還是放在學期尾好?
一切還未成形，尚在摸索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