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攜程“親子園”事件在網絡上沸沸揚揚，各家媒體、大V紛紛發文譴責施虐者，要求追究相關人員責任，治理幼兒早教亂象。從媒體的功能來看，主動曝光事件能獲得社會的關注，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但是熱點很快會過去，如果不披露實踐中引起事故的原因，不追問相關部門的責任，不思索背后的社會發展背景，不引入先進的治理經驗，那么事故永遠不會停止，被動地一個熱點追逐另一個熱點，故事仍然在重復昨日的困境。
研究證明，兒童大腦的早期發展會影響其一生的認知功能。意大利教育學家蒙臺梭利將兒童心理發展分為2 個階段,即無意識地吸收心理階段(0-3歲)和有意識地吸收心理階段(3-6歲) 。布魯姆也認為5 歲前階段是兒童智力發展最關鍵的階段。今年在長春舉辦的“0-3歲兒童早期教育”國際研討會中認為，在1-5歲時大腦內的神經回路快速增長或重建，早期的學習經驗是影響神經回路質量與數量最為關鍵的因素。
早期教育對兒童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傮w來說,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早期教育研究發展較早,教育理論體系和實踐研究較為成熟。那么，從國外幼兒早期教育實踐入手，我們會發現哪些經驗呢?
新西蘭對幼兒教師資格認證十分嚴格
2002年新西蘭政府頒布了早期教育十年戰略計劃，其中一項針對幼兒教師科學素養的培養。為此教育部委托奧克蘭大學開展了一項為期兩年的全國性幼兒教師普查，并據此制定了“學前教育專業”的本科培養方案，以適應新時期對幼兒人才的要求。包括系統地接受自然科學教育，幫助建立多學科交叉領域的知識框架。在學習期間，學生每月有見習活動時間，對幼兒進行觀摩思考，按照規定，總實習時間不得少于56周。除此之外還包括一系列指標的考核，最后才能獲得新西蘭教育部頒發的幼兒科學教師的資格認證。
對比新西蘭幼師的全方位培養，我國對幼師的投入和重視明顯不夠。幼兒教師學歷整體偏低，大部分僅為大專、中專學歷，科學素養欠缺。中等師范學院是幼兒教師的主要培養基地，招收的學生多為無法順利升入高中的初中生，學習能力和自主性較差。甚至在高等教育體系下，幼兒教育專業內各領域還沒有進行科學細致地劃分，還沒有任何學校單獨設置幼兒科學教育專業，而西方發達國家在這方面早已經實現細化，多領域開設了專業化教育。另外，早教行業特別缺乏早期教育人才隊伍培養的國家標準。實踐中，0-3歲嬰幼兒早教機構師資專業水平普遍不高,很多早教老師、親子活動師無證上崗,或者持有保育員資格即可上崗，但是保育員資格證的培訓及考試科目,側重于保育培訓，根本無法完全勝任0-3歲嬰幼兒教育工作?，F實狀況讓人十分憂心。
影響早期教育的主要因素是幼兒教師,而教師培養的主要來源是高校。目前早期教育師資培養問題已引起許多高校的關注，如何科學地培養幼兒教師對實踐中嬰幼兒教育師資水平有重要的關聯。有學者提出了現實可行的方式：加強學前機構與高校的聯系，為幼兒教師開展科學教育培訓，互助合作;提高準入門檻，以職業技能證書為參照;增加后續培訓和考核,既要對新教師進行監督和支持,又要對新教師的表現進行評估,通過培訓不斷提高教師的專業勝任力。
美國和日本注重科學評價和監督體系
美國借助PQA(學前教育項目質量評價工具Program Quality Assessment)判斷學前教育機構特別是托兒所、幼兒園是否提供了高質量的學前教育服務。評估主體多元,包括研究人員、項目評審人員、外部咨詢人員、機構管理人員、教師或家長等。
日本則是由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全國幼兒教師協會”(2008年底成立)進行獨立監督的,該法人主要進行與幼兒教室相關的調查與研究,舉辦教師培訓講座和測驗,增加社會對幼兒教室的了解與信任,起到一定的監督和指導作用。
對比我國現有的早期教育機構，評價主體單一：都是官方權威角色，比如行政管理者、決策制定者、第三方督導;評價過程也更側重行政評價,不利于與兒童利益直接相關的人員之間的信息共享和平等對話,尤其不利于教師自我審視教育質量;評價體系多為外部鑒定和評價,由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機構對幼兒園進行分等定級的驗收。由于各地托幼機構驗收標準的制定和示范園的評定標準主要源于不同時期管理工作的需要以及托幼機構生存發展的需要,由教育行政部門主導制定,評價標準大多缺乏嚴謹、科學的信效度檢驗,易受主觀性因素影響觀。并且，已有評價體系多以城市幼兒園為主要對象,農村學前教育機構的評價處于弱勢地位。
需要設立專門針對早期教育的具有專業性和獨立性的第三方機構，定期介入、監督、審核早期教育機構，同時引導學前教育。此外，如何讓教師和家長共同監督孩子的早期教育，他們應該作為評價主體參與到質量評價過程中,也要求我國引入科學的、通俗易懂、可操作性強的評價工具。
管制制度不明確可能造成權力尋租
分析這次攜程“親子園”事件全過程，類似攜程、京東這樣的大型互聯網企業，有人才和資本優勢，他們自己來辦內部保育機構，對外減輕了社會負擔，對內提升了員工幸福指數，說到底是一件好事。不過，攜程的“親子工作室”卻一直未能邁過教育局審批的準入門檻，開業僅僅一周后，親子園就被叫停。相關教育部門接受采訪表示，之所以被叫停，主要原因是沒有取得行政許可。我們不禁產生會疑問，既然被教育局叫停，不符合規范，為什么后來又可以在婦聯的牽頭下，由它的下屬機構(全資子公司)作為第三方來運營呢?且不說婦聯或其下屬的雜志社，根本不是學前教育或者嬰幼兒養育的專業機構。婦聯的牽頭究竟意味著什么?網上有文章顯示，該親子園未在教育部門備案，不屬于正規的“教育機構”，因此工作由婦聯來“指導”。
那么，誰該為”親子園“事件負責呢?事故之后，攜程和當地婦聯處境尷尬，互相推諉?，F實狀況是，我國現有法律制度確定了教育部主管幼兒園，衛生部主管托兒所的管理格局。同時根據不同地方政府部門出臺的教育法規,教育、行政、衛生、人口與計劃生育、婦聯、社區管理等部門均有管理早期教育的職權。盡管各部門看起來各行其是，運轉正常,但相互配合少,一旦出了狀況,部門之間就有可能踢皮球,導致誰都能管但誰都不愿管的局面。
而查到的公開信息顯示，上海市幼兒園辦園標準非常嚴格。要求整個幼兒園占地面積需達到6490平方米，中心城外的幼兒園占地標準要更高。這對私立幼兒園來說，根本不可能。于是矛盾出現了：公辦托兒所在市場上奇缺，而像攜程這樣有意愿辦托兒所的企業，卻“很難通過苛刻的經營資質審核”。以往的研究發現，市場準入規則的過度嚴苛，可能使得相關部門擁有特許權力較大。利益相關者在利潤的驅動下為了獲得行政許可便會趁虛而入。再加上學前教育行業的特殊性：教師資質低、相關監管缺失、市場需求大，在節約成本的驅使下，招聘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出問題是遲早的事情。孩子們被送進早教機構，最后不知道落入了什么樣的人手中。
國內的0-3歲幼兒教育早就供不應求，全面放開“二孩”之后，早教市場需求更是空前旺盛。調研顯示，上海市托幼服務嚴重不足：2015年，上海獨立設置托兒所只有35所，在0-3歲四個年齡組80萬左右嬰幼兒總數中，能上托兒所的只占0.65%。因此企業有意推出相應福利，也順理成章。一邊是托兒需求極其強勁，另一邊是正規托兒機構嚴重不足。龐大的市場空白之下，開辦方又要面對政府審批、正規注冊，需要在場地硬件設施上面臨嚴苛的規定。硬性設施的嚴苛同時又與幼兒教育人員資質的放水形成鮮明的對比。
正如十九大強調“當今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強大的市場壓力下，要依靠進一步規范“制度”防范“權力尋租”，確定更為明晰的、更符合實際需要的早教制度和標準，以及統一的早教機構管理辦法,從審批辦法和管理權限、舉辦資質、師資要求及培訓等方面作出明文的規定，杜絕灰色地帶，成為下一階段的挑戰。
管理體制法制化需求緊迫
此前咪蒙發文呼吁一味加大懲罰力度，雖然能幫助發泄憤怒情緒，但深思其邏輯是不自洽的。一方面片面加大懲罰違背我國刑法“罪刑法定”原則，另一方面法律制度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在于利用法律的威懾性和預防性，規制公民行為的底線。15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已經將虐待被看護人入罪入刑，攜程“親子園”事件中這幾名虐待幼童的當事人，一定會面臨法律制裁。但是，我們不應止步于此，對于這一事件暴露的幼兒早期教育亂象，應當有專門的、全國性的幼兒教育規范出臺。從制度層面獲得保證，各級教育部門才有標準可循，相應完善幼兒教育管理體系，規范辦園行為。因此，出臺專門的《幼兒教育法》十分必要。
反觀現實，我們發現教育部之前頒布的《幼兒園工作規程(2016)》，對幼兒園教師要求較高，但對保育員僅限制了2條，即高中以上學歷、受過幼兒保育職業培訓。實際執行過程中，甚至連這兩條都執行不了。同時各地現存的幼兒早期教育機構，還有大量出于無照經營的狀態下，質量良莠不齊，處于監管的灰色地帶。隨著早期教育理論的不斷發展,托兒所不僅僅應當提供保育服務,更應當承擔教育的重任?，F行法律文件中關于托兒所的辦園條件方面需要重新修訂,進一步完善托兒所的工作任務及標準以及師資配備標準,將托兒所、公辦早教機構、民辦早教機構的設立條件逐步統一化。
如果教育者創建的制度環境存在缺陷，那么由此引發的信任危機就不是個體性的，而是群體性的信任危機。3歲以前的嬰幼兒與3歲以后的幼兒有較大不同,生理上的發展變化十分迅速,與外界交流溝通的生理基礎和心理基礎尚未完全建立,處在無意識吸收階段。這一階段的教育活動與保育保健活動結合更為密切,教育效果更多地取決于幼兒的生理狀態而非心理特點。因此,在早期教育領域,生理學與教育學的聯系更為緊密，需要教育部門和衛生部門緊密配合、劃分責任、共同管理。
具體來說，教育部門作為0-3歲嬰幼兒早期教養工作的主管部門,應研究制定早期教養工作的政策措施,嚴格執行標準,建立早教工作督導和評估制度。衛計部門負責擬定有關早教機構衛生保健評價標準，在早教機構登記注冊前向教育部門提供衛生評價報告,監督和指導早教機構衛生保健業務工作,負責對0-3歲嬰幼兒家長進行兒童膳食營養、體格、鍛煉、健康檢查、衛生消毒、疾病預防等方面的指導。
通過此次攜程“親子園”事件各方的回應，我們不難發現，城市白領階層，他們對下一代的教育極其重視，但與此同時，他們又感到這個社會提供的教育資源不夠充足和公平，對早期教育亂象帶來的隱患不無擔憂。如何疏導和化解這些憤怒和擔憂，如何從制度、政府職能入手，建立科學的行業標準，肅清行業混亂，成為幼兒研究部門和教育部門共同面臨的問題，應該盡快拿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