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關于高考改革新聞的討論與言論時不時就進入社會大眾的視野，比如，“浙江省高考改革將導致考生棄考物理”的言論，從2014年浙江省啟動制定《浙江省深化高?？荚囌猩贫染C合改革試點方案》后就不斷出現，一直到今年更是達到了一個高潮。
于是乎，浙江省的相關教育部門在十一節前專門發文辟謠，認為近3年來的浙江省報考物理的考生數并不如網上所傳的那樣驟降，因為2017年浙江省考生“錄取時選考物理的有8.9萬人，占全部考生的36%……選考物理的考生本科錄取率為72%，比不選物理考生高21個百分點;在985、211高校錄取中，選考物理的人數達到74%(其中985高校選考物理的人數達到79%)”。
本文無意討論浙江省新的高考方案是否會導致報考某學科人數的驟降，及其造成的更為深遠的影響。本文想討論的是科目選考本身，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
信息成本增加帶來的負面影響
2014年，浙江省啟動考生招生制度綜合改革試點方案，本意是想讓考生能夠基于自己的興趣與專長，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規劃與安排，避免擅長跑步的和擅長跳遠的運動員卻要在泳池中一決高低的共輸局面，所以給考生更多的選擇權。
這個初衷當然是好的，但千萬不要忘記了，選擇一多，規則就多了，規則多了，要了解規則的成本就增加了。
經濟學對此有一個專有名詞——信息成本。信息成本增加會給社會帶來很多方面的負面影響。
舉例
比如，在西方選舉中，如果底層民眾不是很容易了解不同候選人不同執政方針的差異，讓底層民眾覺得去了解這些差異付出的信息成本，遠高于選出最終人選的執政可能給自身帶來的收益，就會理性地選擇不去了解候選人、進而不去參與最終的投票，這樣選舉信息成本的增加將導致底層民眾放棄選舉、富人喜好的候選人會勝出。
再比如，如果法律條文多如牛毛，就會導致對法律的解釋，被律師等所謂的專業人士所操縱，官司會層出不窮、整個社會的信任水平下降。
弱勢家庭考生怎能抵擋，信息成本的增加?
對于高考而言，選擇增多了，信息成本也就增加了。連浙江教育部門官方都承認“實行選考難免會出現學生的‘避難選易’和科目之間人數不均衡的情況”，都要“組織專家組就完善高校選考科目要求、完善選考科目成績賦分辦法等”。
那么可想而知，那些弱勢家庭的考生在信息成本增加的情況下，就必然處于全面劣勢了。
本來，在選擇單一、規則單一的情況下，弱勢家庭的考生可以依靠刻苦與智商等劣勢不明顯的地方發力，通過自己的拼搏與努力，實現高考改變命運。
然而，如果選擇多、規則復雜，強勢家庭可以動用自身已有的各項資源(包括智力資源、社會資源與金錢資源)，將這些規則了如指掌，進而做出最優選擇。
那么弱勢家庭的考生與家長，就在復雜的考試選擇與規則面前，面臨極端的信息不對稱，無法支付昂貴的信息成本，而無可適從了。畢竟現在社會上已經有不少由于報考志愿填寫不當使得弱勢家庭的子女，即使考了高分也沒有考上好的大學案例的出現。
如果更為復雜的考試、招生制度勢必會給弱勢家庭帶來更大的困擾。久而久之，弱勢家庭將不會是棄考某個科目，而是選擇放棄高考本身了。如果真是那樣，絕對是中華民族之大不幸也。
舉例
歷史上，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科舉考試中開始推行八股文制度，就是將考試范圍縮小到四書五經之內，讓豪門子弟與寒門百姓盡可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以減少豪門子弟對科舉的壟斷，增加寒門百姓的上升空間。
因此，雖然八股文制度有很多負面因素，但是在促進公平方面卻功效頗大。
政策建議
所以，相關教育行政部門在制定高考招生改革方案時，務必對給考生更多選擇會增加信息成本，要有清醒的認識，意識到增加考生的選擇會是一把雙刃劍，既要考慮到給考生更多的機會與選擇，又要考慮到不會人為給強勢家庭和弱勢家庭帶來新的制度上的不公平。
畢竟，面對強勢家庭的競爭，弱勢家庭可以拿出來的核心競爭力并不多，只能是靠拼吃苦耐勞和幸運的天生智商了。
要讓弱勢家庭的子女和強勢家庭的子女一樣，在學習與考試之外，還去考慮什么田忌賽馬、博弈論、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只會是加速社會階層的固化，進而給社會發展、民族未來埋下巨大的隱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