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充滿變革的時代。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以計算機存儲技術和網絡通信技術為代表的新興媒介的勃興引發的數字化浪潮，強勢地沖刷著社會文明的每一個角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式和思維習慣，改變著現有的社會結構。傳統出版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社會土壤、文化環境和傳播手段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原有出版模式受到嚴重沖擊。古籍出版業雖說有其行業特殊性，但也未能幸免于外。如何應對數字化浪潮帶來的挑戰，是每一個古籍出版人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
一、傳統古籍出版模式受到的挑戰
毋庸諱言，傳統的古籍出版模式是內向收斂的：就出版者而言，主要以全國數十家專業古籍出版社為主體;就讀者對象而言，主要面向文史專業研究者和愛好者;就發行渠道而言，主要依賴于訂貨會集中訂貨、征訂單發貨和書店營銷網絡。受專業性強、受眾面小、生產和銷售周期較長等先天性因素的制約，古籍出版在競爭激烈的圖書市場原本就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在新一輪的數字出版的沖擊下，其承受的競爭壓力進一步加大。
第一，出版主體的企業化使得專業古籍出版社不僅要面對綜合性出版社、大學出版社和其他行業出版社對古籍出版市場的“蠶食”，還要應對一大批以數字出版技術為核心競爭力的技術提供商的大舉“入侵”。按照傳統的行業劃分，一些原本并非出版行業的數字技術提供商已經名正言順地進軍了古籍出版領域，并取得了不俗的業績
還有許多潛在的市場進入者正在不斷孕生。這類新興古籍出版企業憑借其掌握的數字出版技術，借助現代企業管理手段和市場運作模式，很快就在古籍出版市場立穩了腳跟。它們或依托圖書館的古籍善本資源，或吸納文史專業研究人員參與研發，或與高?？蒲袡C構聯合成立電子文獻研究所，通過大規模、成系統地將常用基本古籍數字化，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專業研究人員的需要。它們研發的產品占領了圖書館及科研院所等大宗用戶的很大市場份額。借助于與圖書館、專業研究人員的合作，從古籍出版資源的供給到數字化出版，再到網絡發行給團體用戶或個體用戶使用，技術提供商完全可以繞開出版社完成整個古籍出版活動。未來專業古籍出版社如不能積極應對，將有潛在的被邊緣化的危險。
第二，出于保存古籍的目的，公益性的圖書館也加入了古籍出版的行列。誠然，圖書館的主要職責是保護古籍，但其保護手段卻有原生性和再生性之分。所謂再生性保護，即以縮微、掃描、影印等方式，對古籍內容進行復制傳播，其實質與古籍出版并無二致。隨著圖書館工作重心的轉移，古籍的再生性保護得到了國家的高度重視。2002年正式立項、由國家圖書館承接的“中華再造善本工程”，計劃運用現代技術手段，大規模、成系統地復制分藏于國家圖書館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圖書館及高校、科研系統圖書館，乃至博物館的珍貴古籍善本。這其實就是一個大規模的系統出版工程。2007年，該工程一期已完成《唐宋編》和《金元編》共計758種1394函8990冊善本古籍的出版工作;二期現已完成古籍選目556種，計劃再用3年時間基本完成明清卷的出版工作[1]。
除傳統出版領域外，圖書館界的古籍數字化亦呈方興未艾之勢。如上海圖書館于1996年啟動了“宋元善本全文數據庫”的建設，計劃將館藏古籍善本全部數字化，并分期實現上網服務;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開發的“漢達文庫”提供近1億字的古籍全文和18000副影像資料;相對而言，大陸地區圖書館大多剛完成館藏古籍書目數據的建庫工作，全文數據庫的開發還限于較小規模(見表2)，但發展前景無可限量。一些學術機構也參與到古籍數字出版中來，如香港理工大學開發了“中文古籍網上出版平臺”，目的在于讓更多的稀有古籍得以通過互聯網供給圖書館、學校、機構、公司以及個人讀者隨時隨地使用[2]。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研發的“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提供總計3.74億字的古籍全文資料。盡管這類公益性的古籍數字化產品不以贏利為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讀者對古籍圖書的需求，改變了傳統古籍圖書市場的結構，其影響絕不可小覷。
第三，數字化古籍適應了國民網絡閱讀的趨向，提供了輔助學術研究的工具，極具市場競爭力。據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2008年發布的“第五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數據顯示，2007年我國互聯網閱讀率為44.9%，比2005年的27.8%攀升了17.1%;知道或聽說過電子圖書的讀者人群占被調查者總體的47.4%[3]。隨著網絡的普及，人們的閱讀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數字化古籍正好適應了這一變化。而且，數字化古籍提供的不止是一本書、一個數據庫，而是一件學術工具、一個研究平臺。它不僅提供諸多與內容相關的知識工具，如聯機古漢語字典、年號與公元紀年對照表、歷代官階序列表、家族世系表、姻親關系表、地名沿革表、人名字號表等;也能提供古籍字數、字頻、詞頻的統計信息，行文風格特點的概率統計，參考數據的匯聚;還能提供不同版本比勘校對的接口、異體字的匯聚顯示、讀音的自動標注和朗讀、在線標點斷句等功能。這些工具、信息和功能，不僅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而且帶來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革新。一旦專業研究者形成了這種工具依賴心理，將給傳統古籍出版模式帶來顛覆性的影響。
第四，古籍的數字出版借助于網絡，在發行方式上有了質的飛躍，贏得了更廣闊的市場。古籍的傳統發行方式主要依賴于訂貨會訂貨、征訂單發貨、書店發行等所謂的主渠道，在圖書市場變化加劇的今天，面臨著資金短缺、發行門店減少、退貨率居高不下、回款率低等困境。相對于傳統古籍發行模式，數字古籍的網絡發行則有低成本、零庫存、高時效的優勢。網絡版的電子古籍不需要實體書庫，只需在用戶終端建立鏡像站點，成本低廉，同時也為讀者與出版商、讀者與讀者之間的信息交互創造了條件。更重要的是，數字古籍更易于內容的組織管理，便于提供個性化的內容產品。既可以提供大型海量的綜合性資料庫，也可方便快捷地組織提供各類專題、專輯資料;既可以針對高校圖書館、研究所等團體用戶開發網絡版產品，也可為個體用戶提供光盤版、手機版和U盤版等多種形式的產品。
二、中國古籍出版模式的重構思路
雖然世界傳媒的發展歷史已經證明，任何一種新媒介的出現都不可能將舊有媒介完全擠出歷史舞臺，每一種新媒介的誕生都是對已有媒介的補充，但面對數字出版的興起，古籍出版社如不能正確應對，伴隨著新的競爭者和替代產品的出現、讀者的流失和市場的萎縮，其市場主體地位將難以維系。面對挑戰，古籍出版社考慮更多的不應是如何消極回避，而應是如何借鑒新興技術力量，重構古籍出版模式，實現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的融合。
1、出版主體：三股力量的合作與融合
這里所謂的融合，是指由技術變革引發的產業邊界的重新界定[4]。對古籍出版業來講，首先就是出版主體結構的調整。專業古籍出版社一枝獨秀的局面勢將被打破，公益性圖書館與贏利性的技術提供商已然成長為古籍出版界不可忽視的兩股力量。由出版主體身份的多重性，帶來的必然是古籍出版價值取向的多元性。作為事業單位的圖書館，它從事古籍出版活動更多的是出于保存民族文化的職責，追求的是社會效益;技術提供商追逐的是商業利潤的最大化和產業規模的擴張，即所謂的經濟效益;古籍出版社恰好經歷過事業單位和企業單位的雙重身份，天然地成為兩者之間的溝通者和協作者。它們三者的合作與融合，也正契合了我們一貫倡導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統一”的出版理念。
出版社與圖書館、技術提供商之間的合作與融合是有現實基礎的。古籍出版社畢竟有多年的從業經驗，在編輯力量、選題策劃、出版規范、文化品牌等方面積累了雄厚的實力;圖書館在古籍出版資源方面具有無以倫比的優勢。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圖書館系統保存的古籍有2750萬冊，其中可列入善本的超過250萬冊，足以彌補傳統古籍出版存在的版本低劣重復的缺憾。圖書館擁有的古籍鑒定與整理的資深專家，亦堪稱寶貴的出版人力資源;技術提供商則在數字出版技術、資金的運作和投入、電子商務營銷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它們通過合作與融合，完全可以達到資源共享、優勢互補、互惠共贏的目的。2003年9月“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展”期間，來自全國30多家古籍出版社和50多家圖書館聯手舉辦了“出版界與圖書館界古籍協作會議”，就出版合作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討，體現了古籍整理出版和收藏界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5]。業界已有不少合作成功的案例，如電子版《文淵閣四庫全書》，是由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投資，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國家圖書館等合作伙伴的支持下，由北京書同文數字技術有限公司研制完成的;《中國古籍基本庫》是由北京大學提出創意和規劃，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制作，最后由黃山書社出版發行。
古籍出版產業的融合必然帶來古籍出版各要素的重新組合和出版收益的再分配(見圖1)。以出版流程為主線，選題策劃階段是合作的起點，也是關鍵階段，因為只有經三方博弈后就出版選題達成一致，才有合作的基礎。選題確定后，就是籌措和組織出版資源。資金主要來源于出版社和數字技術企業的投資，因為圖書館的公益性決定了它不能進行商業投資(但它也需要獲得出版收益來彌補在古籍保護等方面的投入)，而古籍出版的底本主要由圖書館提供精選的善本，經內容專家?？闭砗蟪霭?。須強調的是，古籍的數字出版絕不是簡單地復制古籍，而應屬古籍整理和學術研究的范疇[6]，因而在具體出版過程時，應以選題所在領域的內容專家(負責版本的考訂和選擇、文字的?？焙妥⑨?、出版物體例和功能的設計等)為主導，而不是以編輯或技術專家為主導。內容專家、編輯專家和技術專家的關系就如同建筑設計師、工程監理與建筑工人的關系。在發行方式上，傳統渠道與網絡渠道并行不悖，以滿足不同類型讀者的需求。
2、出版流程：向跨媒介輻射狀流程轉變
傳統古籍出版是以紙介質圖書為核心，按編輯、印刷、發行的流程來操作的。這種單一介質的線狀流程是與傳統出版方式相適應的。但在數字時代，出版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從以紙質圖書為核心轉向以內容管理為核心，整個出版業呈現出融入更大范圍的內容產業的趨勢。所謂內容產業，歐盟“Info2000計劃”把它定義為“制造、開發、包裝和銷售信息產品及其服務的產業”，其范圍包括各種媒介上所傳播的印刷品內容(報紙、書籍、雜志等)、音像電子出版物內容(聯機數據庫、音像制品電子游戲等)、影視傳播內容(電視、錄像、廣播和影院)等。古籍出版業要適應這種轉型，意味著必須要突破單一的紙介質形式，古籍出版單位也將向內容提供商轉變，而傳統的讀者或受眾，將逐漸演變為內容消費者。伴隨著這種轉變，傳統古籍出版流程也將向跨媒介的輻射狀出版流程轉變(見圖2)。
古籍數字化出版流程的核心是內容管理，具體包括古籍內容的生產、組織和提供等，主要由相關的關鍵技術來實現，具體包括：基于自然語言的內容信息標引和識別技術、知識搜索引擎技術、數據挖掘技術、數據庫技術，以及開放的數字內容編輯平臺、數字內容前置審查平臺和可再生數字資源多次開發平臺等技術。只有當古籍出版單位采用了以數字內容為核心的管理系統以后，傳統的編、印、發環節才將被改變，這就是所謂的“流程再造”[7]。
3、出版產品：工具與內容的統一
傳統古籍出版有兩大功能：一是為人文學術研究服務;二是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數字化背景下，古籍出版的基本功能沒變，但功能實現的途徑和出版理念卻發生了很大變化。未來的古籍出版物，將不再是單純意義上的圖書，而是現代工具與傳統內容完美結合的統一體。針對文史專業研究人員、教學人員和一般讀者的不同需求，這個工具與內容的統一體可以為之提供相應的研究平臺、教學平臺和文化休閑平臺。
數字古籍將億萬漢字所表征的信息，貫穿在數碼的經絡里，使得字字可查、句句可檢成為現實;數字古籍中還可以嵌入相關的知識工具、信息計量工具，為讀者提供即時服務;通過對古籍文本內容的深入揭示和語義關聯，可從大量隱含的、以前不知道的、潛在有用的信息中提取有價值的知識，實現知識創新的目的。因而它不再是原來單純意義上的圖書，而是一個集文本內容、知識工具、研究手段為一體的研究平臺。數字古籍還可嵌入遠程教育網絡，通過遠程訪問和自助式學習，為廣大師生提供文史專業教學平臺。借助平面圖像、三維動畫、立體聲響、虛擬現實等各種多媒體技術手段，數字古籍能從感官上帶給人們全方位的精神體驗，為人們搭建一個文化休閑平臺。所有這一切，都是古籍出版產品設計理念在數字化背景下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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