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教育信息化研究的最緊迫問題，是研究與新技術相適應的“新教育學”。一對一數字化學習也好，電子書包也好，交互白板也好，所有這些，只有將推廣和應用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實驗基礎之上，教育信息化才能真正不讓人們失望。——焦建利
華南師范大學教育信息技術學院副院長，未來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焦建利教授在博客中就國外的教育信息化舉證了兩位美國學者的觀點。拉里·庫班(Larry Cuban，斯坦福大學教授，著有《教師與機器：1920年來技術在課堂里的應用》(Teachers and Machines: The Classroom Use of Technology Since 1920)和《炒得過熱，用得太少》(Oversold and Underused: Computers in the Classroom))認為在教師與機器發生斗爭時，教師會占上風，因為教師可以作為看門人不讓機器進入校園，而且校園這個相對完整的系統必然會從各個方面制約技術的發展。技術只能受制于傳統，只能在一定的社會框架下發揮作用。相對于其他領域而言，在教育領域，技術對教學模式、教學形態產生的影響一直是非常非常小的，而受社會傳統的制約非常大。西蒙·派珀特(Seymour Papert，麻省理工大學教授，Logo語言的發明者，著有《頭腦風暴：兒童、計算機及充滿活力的概念》(Mindstorms: Children, Computers, and Powerful Ideas) 和《孩子們的機器：計算機時代對學校的再認識》(The Children’s Machine: Rethinking Schools in the Age of Computers))的觀點則恰恰與Larry Cuban相反，他認為技術應用于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改造教育，因為現有教育機制不可能讓技術很好地發揮作用，他將信息技術在教育中的應用形象地比喻成“把一架噴氣式飛機的引擎掛在了19世紀的馬車上”，要么把速度降下來，要么就是徹底的摧毀，不存在整合的問題。這是一種極端的以技術為中心的觀點，認為技術會沖破社會規范，帶來質的飛躍。
同樣，在國內，教育信息化的發展方向，主戰場定位何處，也是業內專家的分歧所在。
【中山大學王竹立教授】教育信息化的主戰場不在城市而在農村
中山大學王竹立教授在《把教育信息化的重心放到農村去》一文中，提出“教育信息化的主戰場不在城市而在農村，與其錦上添花，莫如雪中送炭。”這一觀點，王教授在多種場合表達過。他認為，信息技術無非是提高獲取信息的速度和改善信息的質量，但現在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過剩，技術再先進又能怎樣?即使將來視頻會議系統技術成熟了、普及了，實體學校減少了，在線視頻教學增多了、普及了，學習的速度還是不見得會比現在面對面的教學要快，學習的效果也不一定更好。信息技術真正的作用是突破時空的限制，讓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能共享同樣的優質資源，所以讓老少邊窮地區都分享這個好處才是最大限度的發揮信息技術的作用。在他看來，“信息過剩，這就是今天這個時代的特征。”“我特別不理解為什么還是有很多人迷信信息技術對教育教學會有多大的影響，在我看來，現在除了視頻會議系統的發展會最終改變實體學校和傳統教育模式之外，其他的信息技術不過是過渡性質的。”
“我深信，教育是一個慢的藝術，無論技術怎么進步，其作用都會有限。”“一方面要集中人力、物力、財力搞一些尖端技術，一方面要把更多的錢用于提高農村和落后地區的信息化條件，這才是中國教育信息化發展的正確方向。”
【網名“未來剛剛發生”】教育夢想是能動的教育和必要的技術有效結合
在網名“未來剛剛發生”看來，“王竹立教授從具體技術產品——交互電子白板的體驗談到信息技術與教育變革的關聯關系，這樣容易過分貶低技術的教育價值，信息技術不論在促進教育理念轉變，還是在支撐教育發展上都是不可或缺的，這里說的技術不僅指某個具體技術產品。他認為，信息技術“讓一個考90多分的孩子再提高分數比較困難也意義不大，但讓一批考30～40分的(農村)孩子提高到50～60分則價值要大得多”的表述對教育信息化容易產生‘誤導’。
“信息技術對教育具有革命性影響，并不是說教育變革取決于信息技術，變革只能來自教育的‘內在動因’，不會是任何的‘外在技術’。”也即，“教育信息化需要宏觀設計，需要基礎條件，但更需要專業引領的信息化教學行動實踐;隊伍和機制才是可持續發展的保障。能動的教育和必要的技術進行有效結合，才能成就我們的教育夢想。”
【焦建利教授】教育信息化的主戰場在課堂
華南師范大學焦建利教授則認為，技術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人們對它們的認識有很大差異。這也是技術與生俱來的應用屬性。“我們應當理性地、正確地理解技術與教育的關系，既要防止技術決定論的思想，也要抵制漠視技術價值的主張。”
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說，“單單引進技術是遠遠不夠的”。在我國教育信息化過去十多年的時間里，人們總是試圖通過將技術產品引入到教學實踐之中，從而變革教育。“只有當新技術與新的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結合起來的時候，生產力方面的巨大收益才會來臨”。教育之所以需要技術，唯一的一個理由就是通過技術來改變我們的教育，提升教育的生產力，讓教和學變得更輕松，更快樂，更高效。如托馬斯·弗里德曼所言，我們必須在引進技術的同時，倡導與之相適應的“新的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否則，不僅無法取得預期的效果，反而有可能造成極大的浪費，甚至適得其反。
同樣，我們以交互式白板為例。如果教師依舊采用舊的“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將交互式白板作為一種展示裝置，如若一塊普通的幕布，只是用它來播放自己的演示文稿，那么，它的作用也就約等于一塊白墻。這不是交互白板的過錯，不是技術的過錯，而是人的過錯。是人沒有正確地使用它。也許正是因為這樣，去年頒布的《教育信息化發展綱要》才倡導“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的深度融合”。
在焦教授看來，教育信息化的戰場在課堂，在學習發生的任何地方，它既包括城市，也包括鄉村。的確，鄉村教育信息化面臨嚴峻的挑戰，由于經濟實力上的差距，導致教育信息化投入上的落差，勢必會加大城市和鄉村、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之間的數字鴻溝。這是一個極為嚴峻的挑戰。農村教育信息化的當務之急是解決教育信息化的基礎設施問題(并且必須按照城市的標準來建設基礎設施)和人員培訓問題，并最終通過這些措施實現教育公平。我們必須把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農村和城市之間的信息通道打通。人們不是早就說了嘛，“要想富，先修路”。先把農村的光纖和無線網絡架設起來，對一所農村小學來說，哪怕電腦不充足，資源不充足，但是可以將發達地區的資源經由“高速公路”引過來。城市教育信息化的當務之急是提升質量與效益。城市中小學教育信息化投入相對充足，但是質量和效益問題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在網絡時代，在教育國際化和網絡化的今天，我們要加入國際競爭，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必須通過技術，給下一代以全新的技能、國際化的意識和世界公民感，為他們未來參與國際競爭奠定堅實基礎。
歸根結底，教育信息化研究的最緊迫問題，是研究與新技術相適應的“新教育學”。一對一數字化學習也好，電子書包也好，交互白板也好，所有這些，只有將推廣和應用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實驗基礎之上，教育信息化才能真正不讓人們失望。
(根據華南師范大學教育信息技術學院副院長，未來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焦建利博客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