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托機構設立標準尚未明確 專家呼吁完善管理體系
每經實習記者 張韻 每經記者 吳凡 每經編輯 姚治宇
上海攜程親子園事件正在持續發酵。對于“為了孩子學苑”這樣一家第三方運營機構，是否具備運營資質也成了各界議論的焦點。
這起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是，在保障嬰幼兒托管服務這一難點上，如何辦出令家長滿意的幼托機構?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進一步解到，目前上海包括攜程親子園在內，共有59家職工親子工作室及26家社區街道幼兒托管點，那么其他企業的職工親子工作室的運營模式是否與攜程親子園相同?是第三方運營還是自己開辦?帶著這些問題，記者展開了實地走訪。
●幼托市場需求激增
針對上海攜程親子園事件，攜程方面于11月10日深夜再發聲明，承認在監管方面存在嚴重失職。
攜程集團執行董事長梁建章等曾在上月發表的《中國為什么缺少托兒所》一文中表示，繼續依靠老人或保姆帶孩子的模式，已經不再適應社會發展現狀的需求，中國將來急需大量的托兒所。托兒機構的長期缺位，會造成巨大且難以彌補的損失。
據上海市婦聯今年1月11日公布的“上海市戶籍0~3歲嬰幼兒托管需求調查”顯示：有88.15%的家庭需要嬰幼兒托管服務，73%的父母希望把托管點放在小區內。另外，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實施，0~3歲戶籍的人口總量增加，托育服務的需求進一步增加。例如，上海有超過10萬的2歲兒童需要托育服務。
為解決上海幼兒托育供需矛盾、缺口大的問題，上海市政府將“新建20個社區幼兒托管點”列為2017市政府實事項目。據悉，今年年內上海將建成26個社區幼兒托管點，例如閔行兩家幼兒托管點探索“公建民營、政企合作”的方式，由政府提供場地、硬件設施，同時引入上海萬科旗下的德英樂教育做后期運營，共同探索可復制的托育服務體系。
同時，為緩解幼兒托育問題，上海市總工會于今年3月推出“職工親子工作室”，在職工需求集中且有條件的企業、園區、樓宇等單位，開展職工子女的晚托、暑托、寒托等各類形式的托育服務。目前上海工會“職工親子工作室”已擴展至59家，其中攜程親子園的一周五天全日制幼托、滬江教育的應急幼托、江南造船廠的暑假幼托是首批試點親子工作室的典型案例。
此外，今年以來，多地出臺措施鼓勵企事業單位自辦幼托機構。除了此次相關的上?？偣l布的《上海“職工親子工作室”設置及管理辦法》，山西省公布《山西省“十三五”教育事業發展規劃》，旨在擴大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覆蓋面，加大對企事業單位、集體辦園的扶持力度。安徽省公布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實施方案(2017~2020年)，明確支持事業單位和集體辦園，擴大特殊學前教育資源。深圳市也通過對《深圳市民辦學前教育機構設置標準》的修訂，探索舉辦規模較小、服務形式靈活多樣的學前教育機構，鼓勵包括企事業單位、慈善機構、社區組織和公民個人多途徑、多形式參與辦學。
●實地走訪：幼托模式不盡相同
11月10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實地走訪了滬上多家職工親子工作室和社區街道幼兒托管點，在調查中記者發現幼托機構工作模式不盡相同。
首先，記者以家長身份來到閔行一社區街道幼兒托管點看到，目前該幼托點尚未正式開園，但已有3~4名老師在教室內，有工作人員稱，老師是通過萬科教育集團統一招聘的，整個托管點將在驗收通過后啟動招生。
環顧室內，將兒童活動、餐飲、衛生等功能分隔成數個區塊，廚房部分也有獨立的空間。上述工作人員表示，食品安全將會嚴格按照市里的要求，采用半成品加工或是其他方式，將會根據進一步的細則再予以確定。
而在師資的招募方面，“必須是符合擁有一定的資質證書條件的，面試的時候無論口頭面試還是其他方式，錄取的老師都是經過篩選的。”工作人員表示，就在上周市婦聯對該幼托點的環境、人員和辦園資質進行評定。
隨后，《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前往滬上多家職工親子工作室了解到，目前企業自辦的幼托點多為暑假和寒假托管模式。
位于浦東張江高科(16.600,0.00,0.00%)技園區的滬江教育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市總工會首批12家職工親子工作室試點企業之一，記者來到公司位于8樓的“寶寶屋”內發現房間光線黑暗，沒有寶寶在場。一位正在室內搭帳篷的工作人員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滬江教育的親子工作室為暑期托管，平日里沒有寶寶在這里活動。
而記者詢問其他工作人員時了解到，由于幼托點開放時間的特殊性，幼托老師的招聘時間為寒暑假前集中招聘，因此每年與職工孩子玩耍的老師都不盡相同。
幼托行業管理體系待完善
上海攜程親子園事件引發社會關注，背后是暴露的是整個幼托行業的焦慮，關鍵的爭議在于承辦方和相關責任人的資質、相關部分對托幼機構的監管問題、社會需求和教育資源不平衡等問題。
近年來，我國學前教育事業取得了巨大發展，學前教育服務政策措施也在不斷完善，但在保障嬰幼兒托管服務這一難點上，市場供應為何不足?對此，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業進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問題的癥結在幼教市場進入壁壘。當前的學前幼兒教育市場是一個管制嚴厲的市場，因此是競爭極為不充分的市場。
劉業進認為，“當務之急是取消開辦學前教育機構的許可證制度，只要具備公開的資質要求，公辦學校、私人企業、非營利組織均可進入幼教市場，這意味著學前教育市場的準入自由。只有靠市場準入自由，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學前教育服務質量的提升。”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城市發展與管理系主任助理鐘瑞軍向記者表示，政府機構的行政許可必須要有法律的許可。但目前沒有法律規定這樣的3歲以下的嬰幼兒托管機構的設立標準是什么，需要什么樣的辦學條件才符合標準，所以行政機關本身就沒有權力來對類似攜程親子園這樣的機構發證。
對此，鐘瑞軍表示，目前迫切需要我國的立法部門和教育部等教育主管部門盡快對3歲以下的寄托機構的現狀、問題及國際上其他國家的經驗做法加以總結，頒布有關的法律法規和政府文件，讓各級教育主管部門有法可依。“也讓有意從事這一行業的個人或機構可以成立合法合規運作完善的寄托機構，并在充分的市場準入的情況下展開充分競爭。以破除目前只有公立機構才可以辦理寄托機構的現狀。”鐘瑞軍講到。
同時，鐘瑞軍還提到，必須考慮不同地區、不同經濟狀況的家長的需求，針對不同的經濟狀況，應設立不同收費標準和不同的場地準入門檻的、大小規模不一的寄托機構。
那么，未來應該以何種方式促進有條件的企業自辦幼兒園，如何確定幼兒園教育行業的標準和執行?
對此，有問觀察員、西北政法大學教授褚宸舸博士認為，與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相比，政府對學前教育的經費投入是最少的。建議中央和地方財政設立學前教育專項經費，保障和促進學前教育發展。如果企業以促進職工福利為目的辦園，政府應該予以一定的支持、鼓勵，并規范其辦園行為，提高幼兒園保教質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