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世界杯上，日本隊首次出場即以1:2 輸給科特迪瓦隊，但日本隊作為亞洲最強的足球隊(或之一)能夠與世界足球強隊一爭雌雄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反觀中國足球隊，其在亞洲足壇這個小池塘里尚不能浮出水面。為什么這樣?眾說紛紜。但我認為根源還在于中國足球市場少了點市場競爭、多了點行政壟斷。
市場競爭
也許有人會說中國的足球市場與日本的足球市場差不多，都有足球聯賽。2012年中國足球超級聯賽十六只球隊單賽季投入超過30億元(約5億美元);一些財力雄厚的球隊甚至網羅了如卡通戈、德羅巴、阿內爾卡、凱塔、羅申巴克、卡努特、雅庫布、巴里奧斯等球星，不謂競爭不激烈。但是跟日本相比，中國足球的競爭缺少了群眾基礎，換言之，在草根環節的競爭嚴重缺失。相比較日本，其足球競爭是金字塔形狀的競爭，其草根環節的競爭與其之上的競爭形成了良性循環，并形成了一個自下而上的人才輸送管道，我們試以日本高中足球聯賽為例。
日本高中足球聯賽的主辦方為日本足球協會和日本全國高等學校體育聯盟，以及各地的媒體和企業，日本各地代表隊48支(東京2支)，決賽地為東京。事實上，日本與高中有關的比賽還有好幾種，與各支俱樂部青年隊之間進行名為高圓宮杯對抗賽、全國高中錦標賽等全國性的比賽。日本7人制的足球比賽參賽球員可以達到2.7萬人之眾，如果再把名目繁多的地方性比賽加起來的話，日本高中生的足球比賽場次可與專業球隊相媲美，但真正能夠吸引球迷眼球的，還是全國高中聯賽，參加比賽的球隊已達到4080支，但要求加入全國高中體育聯盟的學校還在不斷增加。此外很多新加盟的學校都開出誘人的條件，招募有一技之長的教練和新人加盟。
由于日本高中聯賽每年舉行時都會有多達40多家電視臺加入轉播行列，所以它也受到各學校的追捧，各學校都想充分利用體育競技交流的機會，來擴大宣傳學校的知名度。為官一任的各地政府也對于學校的這種“追逐名利”的活動給予大力支持，認為能夠在這樣大規模的群眾性比賽中取得好名次，必將給當地政府增光添彩。
與日本相比，中國也有高中足球聯賽，是由中國中學生體育協會主辦，中國中學生體育協會足球分會承辦的一項全國性高中生足球聯賽，但與日本高中足球相比，中國高中足球聯賽參賽隊伍少(目前協會只有100個左右成員單位，也就是說開展高中足球的學校全國范圍內只有100所)、全國性比賽少(盡管聽起來有3項全國性大賽，但三項賽事加起來的比賽場次還不及日本全國高中聯賽一項賽事)、隊員成分復雜(與日本高中足球聯賽隊員清一色的高中生相比，參加中國高中足球聯賽的孩子們身份可就復雜了……他很可能是某支職業隊梯隊成員，因為該俱樂部整支梯隊均掛靠在某高中名下;他也很可能是某地區全運隊成員，同樣掛靠在某高中名下，總之他是一名普通高中生的概率非常低)。
行政壟斷
始于2009年的中國足壇掃賭打黑風暴,在長達兩年多的調查審理后,于2012年6月13日告一段落：兩位中國足協前專職副主席謝亞龍、南勇一審均被判刑十年六個月。中國足壇昔日呼風喚雨的人物楊一民、張建強、陸俊等人此前已分別受到了法律懲處。
但足球大佬們的紛紛倒下不是個人的悲劇，中國足球的職業聯賽在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有著體制上的先天缺陷，這不是導致足球腐敗的唯一原因,卻是根本所在，從而導致中國的職業足球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一個怪胎：足球管理部門“一套班子、幾塊牌子”;足球聯賽官商一體、管辦不分，是一個由重視政績重于聯賽利益的行政管理者所主導的“偽職業”聯賽。
成都體育學院教授郝勤提出了一個問題:謝亞龍、南勇們,他們到底是一個公司的CEO呢?還是政府的官員呢?他們應該服從誰的利益?“中國體育制度的‘雙軌制’必然產生如謝、南這樣的官倒”。
在這兩期的審判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黑哨”其實就是官哨——包括末代甲A上海德比的好戲和2009年中能保級的鬧劇。有足球高層領導撐腰,“黑哨”才敢肆無忌憚,還能成為“金哨、銀哨”。
至于足協領導們,雖然負責和主導聯賽的運營,卻不像真正的CEO一樣為聯賽的興衰承擔任何責任。體制成了“保護傘”。
郝勤說,中國體育的“雙軌制”導致體育制度既沒有完全實行商業化和職業化,而做的又是商業化的事情?！爸袊闱蛏顚哟蔚膯栴}就在于此”。
結論
中國足球深層次的問題就在于此，其他問題的深層次問題又何嘗不在于此?比如公司上市詭異多變、股票市場的跌宕起伏、金融產業的是是非非，難道不是競爭失衡與壟斷錯位所導致的結果?再比如災難性的人才成才率不也是競爭與壟斷在教育體系中出了問題?
對于行政壟斷，“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對于市場競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者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何其難，說到底還是利益當頭難以取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