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赫芬頓郵報》1月6日報道，在許多美國大學和學院，體育項目如同一套自成體系的機器——狹隘、封閉、保守，并與學術項目完全分離。盡管體育是在校學習體驗的補充，但其對院校的價值通常在于：為平衡學校招生人數做出貢獻的學生運動員人數、校隊輸贏比例記錄，以及吸引校友興趣和參與的能力。
這是否就是一切了呢?體育能否為大學做出更多貢獻呢?
在成本和標價關系日趨混亂的時代，真實的情況是，體育項目很少能彌補為其付出的經費。盡管可以對體育項目高效運轉的能力進行膚淺地論述，但事實是，運動員耗費了絕大多數大型一類學校體育項目的運營經費。隨著推高學費標價的動力愈加清晰，將很可能需要仔細審視運動員“整體”真實成本，包括招募成本、獎學金、教練薪酬、雇傭的教練和支持人員數量以及參加的總項目數量等因素。
當然，也有關于運動員為院校所帶來利益的反向論述。有一些利益可以量化，例如幫助建立和平衡招生人數的招募者數量，特別是在三類院校。而諸如校友參與、增加捐贈支持、提高院校知名度等其他利益則更加難以準確定位和量化。
此外，很多大學都很少管理體育項目，使運動員更像是一個有特權的兄弟會組織。通常來說，一部分受托人——往往但并不總是退役的運動員學生——會保護體育項目免受學校董事會的干預措施影響。體育主管與他們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即使有任何懷疑也不一定會向校長和其他高級職員披露。這種關系會延伸至本地媒體、博客以及社區宣傳者和支持者中，無論發生什么變化，都會使他們做出回應，運用他們的口頭“戰術核武器”來團結和支持他們的部隊。
校長和董事會主席在處理體育項目時也要承擔風險。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例子。在爆出丑聞時，誰才是賓州大學最有影響力的領袖呢：格雷厄姆斯·巴涅爾(Graham Spanier)還是喬·帕特諾(Joe Paterno)?
當然，大多數人都同意，體育活動可以豐富院校生活，并使其具有特色，也可以成為實現院校長期戰略目標的戰術之一。但是，校長和董事會應當如何支持體育項目，并同時避免最惡劣的行為削弱其效果呢?
有多項因素需要考慮：
學院或大學必須對自身有著清醒的認識。體育是否為更廣泛的校園社區做出了貢獻?如果是的話，應當加以明確說明，并進行適當的定義，以使外部人員，包括申請入學者，可以理解院校的“感受”。
體育可以為在校生活做出哪些貢獻?如果體育是課堂外豐富教育機會的一部分，那么運動員學生應當重視哪些教育效益?西點軍校等院校是一個良好的案例，例如，體育運動可以促進領導力發展，提高協作能力，增強合議能力，并培養管理時間的技能。這些特性也可以幫助定義擁有體育項目的絕大多數院校的文科基礎傳統。
在體育項目和學術項目之間建立聯系。如果在參加體育會議的各機構間存在著共同的認同感，在這種認同感的基礎上，如何在會議上進一步討論共享學術項目、海外學習、工作安置、錄取招生和行政規模效益?
在院校和體育之間努力達成平衡，特別是在媒體方面。這有一個簡單的測試方法。如果學院的體育項目相當強勢，體育內容在學院網站“新聞”部分中占據了壓倒性優勢，則學院必須試圖重新平衡其公眾形象，更多地描述其高質量的學術項目，以此將體育放到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上。
主導會議。校長和董事會主席永遠都不應聲稱會議“讓我這樣做”。校長應當負責舉行體育會議，而體育主管應當對他們的校長忠誠。如果有必要在教職人員不在場時做出不受歡迎的決定，也必須根據會議的主旨做出決定。很多會議都僅僅是做出戰術反應而非戰略運營。
最后，問題的關鍵始終在于戰略。體育運動如何支持院校的長期目標和愿景?
韋恩·格雷茨基(Wayne Gretzky)曾經說過：“一個好的冰球選手瞄準的是現在的冰球。而一個偉大的冰球選手瞄準的則是冰球未來的位置?！?
最大規模的體育項目也許情況有所不同，它們的命運也將根據其情況決定。但在大多數院校，大學體育必須更好地服從于院校的整體愿景，制訂可驗證的指標來證明其對學院社區做出的貢獻，并預測未來經濟壓力、消費趨勢和優先級變動所帶來的影響，以確保體育項目最終能夠“瞄準冰球未來的位置”。
體育項目能否進行必要的變革，像普遍經歷了變革的美國高等教育其它部分一樣成長壯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