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好未來投資當下全球最大的自適應技術公司Knewton讓更多人開始關注自適應學習技術。和國內相比，美國的自適應技術推廣速度要快不少，在美國的全日制學校里，已經開始有了自適應學習技術的影子。這項新技術的推動背后帶來的是教師教學方法的變革、以及學校對硬件的新一輪升級。同時，在全球范圍內，新公司和老巨頭已經開始籌備爭奪自適應學習技術的市場爭奪戰。
艾倫·程是筆者女兒的六年級數學教師，這個28歲的小伙子是個頭腦聰明的“科技控”，在距離科技圣地舊金山僅有15分鐘車程的特許學校阿拉梅達社區學習中心(ACLC)工作。幾天前筆者問他ACLC是否在考慮使用任何自適應學習軟件。
“那是什么?”艾倫·程問道。
而在ACLC往南35英里的約瑟夫·威勒小學，所有人都知道自適應學習。并且，他們已經可以熟練的將自適應技術作為學習的重要組成部分。
1.自適應技術推廣面臨的尷尬：教學實踐改變、證據缺乏、學生隱私泄露
記者佩蒂·戈麥斯和筆者去參觀時，三年級學生們正坐在一間寬敞而通風良好的學習實驗室里鮮亮的紅色椅子上，每個人都在靜靜地閱讀他們從Reading Counts中挑選的一本書——Reading Counts是一個自適應程序，能向他們推薦有助于提升某個方面(比如詞匯)的書。很多記者和教育工作者都來參觀過這間先進的實驗室，所以教師戴安娜·塞姆洛根本不用介紹這些舉著相機的訪客，而孩子們也是全神貫注、毫不分心。孩子們去吃午飯的時候，學區教監卡里·松岡和技術總監宋俊坐下來接受了采訪，將有關該程序的信息娓娓道來。
美國加州米爾皮塔斯約瑟夫·威勒小學的三年級學生
在他們倆看來，約瑟夫·威勒小學與美國各地的大多數中小學既相似又不同。作為一所傳統公里學校，它服務于一大群有著不同需求的學生。40%的學生都是英語學習者，而這一比例在學生來自更加同質化的中上流社區的ACLC僅有11%。約瑟夫·威勒小學的學生在家里講10種不同語言，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住在上世紀早期由福特汽車公司建造的千篇一律的1100平方英尺住房中。根據加州的標準，大約60%的學生能達到精通或更高水平，而這一比例在ACLC為80%。
“對我們來說，決定使用自適應技術是為了幫助后進生追上來。”松岡說道，“也是為了幫助孩子們對他們自己的學習負責。”
在像ACLC這樣的學校，大多數孩子成績還不錯，于是對這項技術的需求據沒有那么迫切——這里對這項技術可能造成的問題有很多顧慮。筆者向ACLC的艾倫·程講述這款軟件時，他停下來考慮了一下。
“好吧，我才教了三年書，所以我愿意試一試。但是我覺得很多老師不愿改變他們的教學方式。”他又停頓了一下，補充道，“我希望看到有證據表明這東西確實有效。”
教學實踐的改變、證據缺乏、預算緊張，以及對能創建學生成績數字記錄的軟件存在隱私問題的擔憂，還有對制作這些工具的公司的財務生存能力的質疑——這些問題是過去十年中教育科技“寒武紀大爆發”前可以說最受爭議而又最具誘惑力的軟件能否為教師和學生的生活帶來變化的核心。
左為米爾皮塔斯統一學區技術總監宋俊(Chin Song)，右為教監卡里·松岡(CaryMatsuoka)
根據對教育工作者和創業者的一項非正式調查，自適應技術目前只觸及了美國K-12學生中的很少一部分人——或許僅有20%。盡管如此，這項技術依然備受關注，因為它瞄準了幾個根本性問題：我們能否創建一種能讓孩子們比對傳統教材更感興趣的內容傳授方式?教授概念或技能的次序有多重要?我們怎樣才能讓考試或測評不僅用于對學生進行排名，還能成為了解學生學習動機的窗口?還有一個大問題：數字課程的變化是否能夠有助于縮小成績上的差距?
解決這些問題的需求正變得日益迫切：走進美國學校教室的學生來自于更加多樣化的背景，也帶來了廣泛程度史無前例的需求和能力。相比之下，學校獲得的財政撥款充其量只是有不太大的增長而已。在生活中的大多數領域，當我們試圖以同樣多的資源做更多事情時，我們就會借助于工具的發明。
但是像許多光鮮漂亮的科技承諾一樣，自適應學習雖然發展了幾十年，但至今尚未給出決定性的答案。這個行業和教師們甚至還在爭論到底什么才是眾多教育工作者夢寐以求的“證據”。如果能證明這些工具可以提高考試分數的證據很少，那么這樣做值得嗎?它能讓學生更加熱愛學習，或是能讓教師有更多時間進行小班授課嗎?這些問題令很多人擔憂，包括不希望孩子在學校解決新技術存在的問題時被教學質量下降連累的家長，以及不愿意支持可能會讓他們與學校董事會關系緊張甚至登上地方報紙頭版的風險性項目。
誰也不能保證變革是一件輕松的事情，就連科技變革最堅定的支持者——前哈佛商學院教授克萊頓·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也不例外?？死锼闺⒁獾?，新技術通常不如既有的技術，除非人們改變他們的工作方式。所以，對“自適應學習”的意義的探討，可能意味著一小群教育工作者、企業以及慈善家一起進行嘗試，有時還會遭遇挫折——他們正是這樣做的，也正是通過這種方式不斷學習。
2.老師要改變過去的教學實踐方式
一名三年級學生用電腦和書本學習
一些應用最廣泛的教育科技并不需要教師大大改變實際工作方式。數字化的書本畢竟只是書本換了一種介質;電腦和Chromebook上網本可以取代打字機和紙筆，但不會引發教室革命。自適應學習并不適合于現狀——除了必須采用混合式學習模式之外，課堂時間還會被劃分為傳統學習和電子學習兩部分。教師必須愿意讓學生按照自己的進度學習，還需要接受讓軟件來真正決定學生接下來要學習的內容，以及使用通過軟件搜集的定量數據與他們自己的定性直覺一起評估學生的表現。他們需要愿意把站在教室前面講課的模式換成在孩子們不用電腦時對他們進行更加個性化的講解。
在加州奧克蘭的Aspire ERES學院，學生們將一天中多達四分之一的時間——共計50到80分鐘用來使用在線工具，包括ST Math和i-Ready等等。像米爾皮塔斯的公立學校一樣，運營著加州和田納西州38家學校的Aspire公立學校認為，自適應技術是用來實現低收入人群學生大學入學資格目標的最有效的方式。在ERES學員，99%的學生都是英語學習者。
除了混合式課堂在行政后勤方面顯而易見的挑戰——例如安排孩子們在教師時間和電腦時間之間輪換之外，自適應學習工具還需要其他變化。每周五，二年級教師馬克·蒙特羅(Mark Montero)都會進行15到30分鐘的“數據談話”，這期間孩子們會談論他們的學習進度以及在使用自適應產品時遇到的問題。表現格外出色的孩子會成為“學生輔導員”，用他們30分鐘輪換時間中的最后10分鐘來幫助班上的一位同學克服困難。“孩子們需要討論他們在電腦上做的事情。”他說道。
自適應技術要求教師與學生之間有一種不同于以往的信任。“你需要放棄一些細微的管理。”蒙特羅說道，“你必須相信每一名學生都在努力學習，都在盡他們最大的努力而不是漫無目的地點來點去消磨時間。”為了確保他們誠實，每一名學生的Chromebook上網本前面都有一幅交通信號燈的圖畫。如果蒙特羅認為哪位學生有所懈怠，就會用激光筆指向黃燈。如果再出現一次導致紅燈亮起，這個孩子就要離開電腦了。在i-Ready上，“你還在嗎”屏幕保存工具會在幾分鐘不活躍之后彈出，這對學生來說也是不光彩的記錄。當然，蒙特羅隨時可以查看通過這些工具保存的大量數據，包括學生們通過了多少節課、投入了多少時間，等等。
與此同時，教師也不能太迷戀這種技術。約瑟夫·威勒小學首次推出i-Ready時，“我們錯誤地認為數據就是制勝法寶。”教監松岡說道。一開始，這項計劃要求教師在學生前往學習實驗室時留在教室里，因為由自適應工具生成的數據會告知教師課程計劃——松岡表示這是一個“失敗的假定”。他不愿透露詳情，但承認學區通過吸取教訓學到了：當教師將過多備課時間用來進行數據挖掘時，成績并不會提高。“數據很重要，但并非最重要。最重要的東西是高質量的教學。”他指出。
說到教學質量，雖然沒有決定性證據表明自適應學習與更熟練的掌握之間存在聯系，但是松岡表示他堅信自適應學習已經幫助很多勤奮努力的學生縮小了成績上的差距。它無疑對行為有所幫助：推出自適應學習技術的這一年里，約瑟夫·威勒小學的休學人數從50人減少為零?？吹教熨Y聰穎的學生在其學校生活中第一次可以不受束縛地向前飛奔，松岡非常滿意。“有些孩子學得比較慢，有些孩子學得比較快。”
9歲的阿麗爾·塔魯克德說道——這個沉穩而自信的三年級學生演示了她所使用的各種程序，她顯然屬于學得比較快的那群人。雖然很多孩子使用通過讀書數量贏得的積分來解鎖小游戲，但是她根本沒時間這樣做。“我正在積累。”她說道。她有著自己的長期規劃，雖然還沒決定要成為一名宇航員還是美國總統。
3.自適應學習背后支持的關鍵—學校是否能做出相應的變革調整?
巴爾的摩縣教育理事會辦公樓
自適應學習還需要想沿這條路走下去的學區和學校管理者做出重大改變。目前正在進行的規模最大的部署之一是在巴爾的摩縣，這里的公立學校系統經過4年的詳盡規劃，于去年秋天開始推行DreamBox和i-Ready等自適應工具。
巴爾的摩縣公立學校共有175所學校和11.1萬名學生，學校團隊花費18個月時間對教師、家長、地方企業、社區團體等個人和機構進行了數百次訪談。將自適應學習技術作為巴爾的摩“學生與教師通向明天”(STAT)行動中重要組成部分的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確保來自經濟情況不同的社區的兒童能接受平等教育的愿望推動的。“自適應技術可以有助于確保孩子們不會因為他們的郵編、種族或是就讀的學校而吃虧。”該學區小學領導力發展執行理事克里斯蒂娜·拜爾斯說道。
該學區為新的教學方法所做的準備工作也花費了不少時間。首先，巴爾的摩縣對課程設置進行了調整以便采用新的混合式模式，并且通過定義了一整套術語為該項目打下了基礎，以填補行業空白——該行業往往將從具體的測評工具到廣泛的“智能平臺”都一股腦歸入“自適應學習”名下。然后，在進行大范圍推廣之前，該學區先在幾所“燈塔”學校推出了幾款產品，從低年級開始。此外，還有很多不同級別的培訓，從管理者和校長開始，下至教師。每所學校有一名教師接受培訓后成為“STAT教師”，以作為應對問題的本地資源。
“自適應學習”這個詞除了聽起來很“潮”，還意味著增加教室的科技含量。
巴爾的摩縣公立學校計劃在2018至2019學年為每一名學生配備一臺數字設備——惠普生產的筆記本/平板電腦二合一產品。該學區還成立了指導委員會，對8項需要前后緊密銜接的“轉變”進行管理和協調，轉變包括新型課程表、計算機網絡以及與之相關的教師培訓。雖然目標是讓學生對他們的學習方式有更多支配權，但是自適應工具也必須與總體的學習管理系統全面整合，這樣教師才能將它們與其他數字和非數字資源相結合，來幫助某個特定的學生。該縣所采用的方法還能讓教師在遇到突發故障時告知全學區，或是推薦將某個程序的用戶界面變得更加易用的方法。
如果巴爾的摩縣起到了指導作用，自適應科技產品的提供商也會經歷一些巨大的變化。該學區針對想成為供應商的企業制定了一套詳細的流程。巴爾的摩縣雇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育研究與改革中心對STAT行動進行了一次全面評估。在此次評估中，該中心會評價數字授課工具的效果以及它們給教學帶來的變化。“我們會耐心看完銷售人員的演示，但是我們知道在我們的學區建立信譽意味著讓我們的學校和教師看到切實有效的東西。”巴爾的摩縣公立學校成績管理與評測執行理事雷納·亞當斯(Renard Adams)博士說道。
這僅僅是一個開端。知名大公司希望該學區購買它們的全套工具和課件，“但是我們希望采用類似于‘iTunes’的方法——我們不想購買整張專輯，只想購買我們想要的歌曲。這讓它們難以接受。”巴爾的摩縣公立學校IT部門企業應用程序主管珍妮·因布里亞萊(Jeanne Imbriale)說道。而很多規模較小的公司又不能或不會滿足該學區對在午飯前后的高峰時間增加支持人員的需求，或是在很多教師會查看通過學生活動搜集的數據的下班時間和和周末設置值班人員的要求。“很多公司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非常不靈活。”拜爾斯說道。
Dreambox是接受該項挑戰的公司之一。它同意提供額外的支持并對授權模式進行調整，同意以不按年級、更加靈活的方式銷售產品。畢竟，自適應學習重點在于每一名學生都能按照自己的進度來學習。“我們可能會有一年級學生和五年級學生同時需要訪問三年級的課程。”拜爾斯說道。
Dreambox首席執行官杰西·伍利-威爾遜證實了公司已經進行了上述修改，并且會著手進行其他修改。自該公司2011年首次開始向學校銷售該程序以來，隨著教師們漸漸習慣了在授課時使用該程序，它也增加了越來越多的功能。“現在，我們將它稱為‘智能自適應平臺’。”伍利-威爾遜說道，并強調稱教師可以使用DreamBox創建自己的課程計劃。“教育科技曾經有這樣一段時期——科技很難融入實際課堂活動。我們很快就會度過這段時期。”
4.如何用量化證明一款自適應學習軟件是否有效?
芝加哥的LEAPInnovations合作空間
但是，學區和教師如何才能知道一款軟件是否有效呢?能證明自適應軟件可以提高成績或掌握程度的決定性學術研究少之又少。
即便是希望推進自適應學習以獲得其他益處——例如減輕某些課程的壓力以便教師有更多時間進行小班授課的學區，在尋找能為它們提供關于如何獲取、部署和利用此類軟件的建議的可靠產品評估或顧問的問題上，它們也面臨巨大壓力。
總部位于芝加哥的LEAP Innovations成立于2014年，旨在幫助填補這些空白。這家非營利機構擁有眾多教育科技資深人士，包括曾經因為難以尋找自適應和其他教育科技產品以及從中收獲成果而倍感挫折的前任教師。該機構在其辦公室擁有5000平方英尺的“合作空間”，教育工作者、學術研究人員和公司代表可以在這里開展合作。
LEAP還運行著“試點網絡項目”——該非營利機構正在招募20所學校作為第三期參與者，旨在試點和評估真實課堂中的個性化學習科技與實踐，目標是將有效果的東西進行分享并實現規?；?。“市面上有許多產品，但是它們背后卻沒有任何相關研究。”LEAP的首席學習創新官克里斯·梁-維加拉說道。
為了加入“試點網絡項目”，公司需要完成一份冗長的申請，其中涵蓋了各個方面的具體信息——從產品設計到IT需求再到現有的有效性研究。學校如要嘗試前景看好的產品，也必須證明它們將產品分配給了合適的人員，并且具備獲得成功所需的合適的理念。它們也必須參加一系列春季培訓班，以便為實行個性化學習做好準備。隨著學些對新的理念越來越熟悉，LEAP會向它們介紹可用的產品類型。所有獲得認可的產品會受邀參加5月的“配對日”(Match Day)活動，而學校會在這項活動中挑選它們想要研究一下并且有可能進行試點的工具。
到目前為止，LEAP舉辦過兩次“配對日”，共有17家供應商和29個學校/學區參與。最后，學校與13家供應商在隨后一學年的試點項目上進行了合作。學校有兩次退出試點項目的機會，分別是在項目進行到第9周和第18周的時候——如果它們認為產品還遠未成熟，可以在這兩個時間點退出。
供應商往往能在進行試點的過程中學到很多東西。例如，一些初出茅廬的工具提供商可能會在推薦產品每周使用時長時過于主觀。“很多產品都是在非常封閉的環境中開發出來的。”梁-維加拉說道。
5.新公司、老巨頭都開始瞄準自適應學習市場
美國加州奧克蘭的Aspire ERES學院采用了i-Ready軟件
上述“配對”工作在一個起飛很慢的市場中非常重要。雖然經歷了數十年發展，但是自適應學習軟件行業的收入在2012年僅有約2億美元——這是英國市場研究機構Outsell的分析師凱特·沃爾洛克在研究該市場的規模時得出的數據。其中收入占比最大的企業是總部位于紐約的Knewton，該公司對其提供來自多家出版商的數學、英語和生物學課件的自適應學習平臺進行了大力宣傳推廣。
其他公司也聲稱自己開始受到重視?？偛课挥诓ㄊ款D的Curriculum Associates即i-Ready的開發商已經擁有300萬活躍用戶。培生的SuccessMaker也有近300萬用戶?？偛课挥谌A盛頓州貝爾維尤、已經成立10年的DreamBox的產品在上一學年被150萬名學生使用，而該公司2011年才開始向學校銷售產品。“我們的增長是個令人充滿希望的標志，表明學校學區有了更大興趣并且更愿意嘗試新事物了。”伍利·威爾遜說道。
教育科技行業一些規模最大的巨頭顯然也聽到了相同的話。多年以來，Houghton Mifflin、培生和麥格勞-希爾利用它們的市場統治地位來保護其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教材業務?，F在，它們正在以越來越大的力度轉而擁抱創新科技，其中包括自適應學習。Houghton Mifflin收購了Scholastic的科技部門，而培生出售了《金融時報》和《經濟學人》以便把更多精力放在教育上。
在這個巨頭緩慢前進、大批小公司一擁而上的市場中，麥格勞-希爾最近剝離出來的教育事業部似乎處于有利地位。該集團多年來一直在出售自適應產品，其中一些是自主研發的，還有一些是收購而來的。超過400萬名學生在使用SmartBook和ALEKS等產品——首席數字官史蒂芬·拉斯特表示，ALEKS是一款開發耗時20年的數學學習產品。
憑借14億美元的收入和10億美元的利潤，以及未來上市的可能性，麥格勞-希爾能夠負擔幫助學校成功實行自適應學習所需要的巨額投資——拉斯特指出。
“重要的是，要與商業模式具有可持續性的公司合作，這樣的公司有實力吸引和報償偉大的人才。”他說道，“我們雇用了很多厭倦了在Google或Facebook追求廣告收入、希望來這里推動教育行業發展的人才。但是花費很昂貴。”
麥格勞-希爾的科技理念也更容易吸引家長、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擔憂學生隱私問題的人。一些公司——尤其是Knewton會搜集大量數據，其中不僅包括問題答案，還包括點擊頻率和地點等信息。麥格勞-希爾采用一種“小數據”方法，僅僅運用算法對學生最近點擊的內容進行分析，以決定下一個問題該問什么。
“不要讓這件事變得過于復雜，也不要做有害的事情。”拉斯特說道。他的目標是：共享的信息不多于教師能夠在模擬世界中獲得的信息。“我不需要對您的孩子無所不知。”
麥格勞-希爾不是唯一一家注重數據隱私的公司。“擁有數據訪問權限會帶來責任。”培生數字數據、分析與自適應學習中心的負責人約翰·拉魯森(Johann Larusson)說道，“在培生，我們打造的一切都以讓學生得到最佳效果為中心，我們只會使用實現這一目標所需要的數據。”
最好的消息，或許是自適應學習圈子里開始流行起來的一種新的務實精神。從投資者的角度看來，這個市場還沒有出現“成功突圍者”。這就清除掉了很多潛在的投資者和創業者，因為認識到這種有前途的科技類型不太可能催生出硅谷下一批估值10億美元的“獨角獸”公司。
“這是一項‘有一定利潤可圖’的業務，介于‘非營利’和‘以營利為目的’之間。”Curriculum Associates即i-Ready的開發商的首席執行官羅布·沃德倫(Rob Waldron)打趣道。
沒人再談論用科技取代教師，甚至沒人再談論科技本身提高考試分數的能力。
“一切歸根到底在于好教師、好學生、好家長和好校長。”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育研究與改革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及教授史蒂文·羅斯(Steven Ross)博士說道。“沒有這個前提，一些小小的軟件項目不會帶來多大變化。”(多知網 楊薇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