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一流”建設目標指向更加明確，分為三個層次：世界一流大學前列、世界一流大學行列、世界一流學科前列或行列。無論哪個層次，一以貫之的以重點學科建設為核心不會變，最終都要排隊顯高低、循證看成效。
一個后發國家如何才能實現高等教育的現代化?在國際理論界，占據主導地位的思想是美國波士頓學院阿特巴赫教授的“依附論”分析框架。他認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高等教育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高等教育之間是依附與被依附的關系，在學術界表現為一種邊緣與中心的關系，后發國家的高等教育現代化本質上是一種邊緣走向中心的過程。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近四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高等教育經歷了“大發展、大變革、大提高”，為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依附論”的框架，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
建國之初，中國國力較弱，屬于典型的窮國辦大教育。高等教育系統是在接管解放前大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當時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反映到高等教育領域就是“一包二統”，即“國家包下來，政府統起來”。由于公共資源稀缺，這個階段的高等教育只能是小規模的精英教育，其目的是培養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所急需的高級專門人才。中國高等教育系統也從解放前的參照美國模式，轉向了參照蘇聯模式。從教育與科研的關系來看，仿照蘇聯的體制，大學教育與科研相分離，高校主要聚焦于人才培養，科研以科學院等獨立的科研院所為主。
由于資源有限，不可能全面同等地建設所有大學，中國從建國之初就啟動了重點大學建設。1954年，中央發文指定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6所重點建設大學。1959年，中央《關于在高等學校中指定一批重點學校的決定》指定了16所全國重點大學，幾個月后又增加到了20所。1960年，《中共中央關于增加全國重點高等學校的決定》再增加44所，至此全國重點大學累計達到64所?？傮w而言，這個歷史階段的重點大學建設戰略可以概括為：政府一包二統，指定重點大學，聚焦人才培養，科教適度分離，服務經濟建設。
“文革”期間，中國高等教育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停滯發展。“撥亂反正”后，鄧小平提出：“四個現代化，科技是關鍵，教育是基礎。”他認為重點高校是科研的一個“重要方面軍”，建設重點大學“既是辦教育的中心，也是辦科研的中心”。1978年《關于恢復和辦好全國重點高等學校的報告》恢復了文革前60所全國重點高等學校，并增加28所，重點大學合計達到88所。1985年教育體制改革提出要建設一批重點學科，自然形成一批“兩個中心的大學”。這本質上是從重點學科建設入手，形成一批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按照改革的既定思路，重點學科不是人為指定的，重點大學也不是國家分封的。1995年，中央提出了“科教興國”戰略;跨入21世紀，中國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高校在科技創新和高素質人才培養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獨一無二的作用。“211工程”建設在這個宏觀背景下，延續了重點學科建設的基本思路。其重點是要將博士生培養和科學研究工作相結合，在博士點、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等環節都體現這種結合，如果一所大學的重點學科數量不斷增多，達到一定規模，就自然成為重點大學了。1998年的“985工程”建設明確提出“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這些大學的共性特征為：中央直屬全國重點大學，具有若干院士、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重點學科、博士點、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博士后流動站、教授任職資格審批權、研究生院、研究生招生自主劃線權。重點建設走向了一流學科和一流大學齊頭并進的新階段。
雖然211、985政策有力地撬動了中國“塔尖”高校的建設，但是仍然留下了不少遺憾。首先，高等教育的體制機制改革相對滯后，大學在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和產生重大原創成果方面仍然乏力;第二，中國高等教育系統發展很不平衡，中層和底層高校的辦學資源明顯不足，學生培養質量參差不齊。第三，社會對本國高等教育質量缺乏信心，出國留學潮導致高等教育服務貿易的顯著逆差。第四，在高等教育重點建設內部存在“身份固化、競爭缺失、重復交叉等問題，迫切需要加強資源整合，創新實施方式”。此外，1980年啟動“政府對高校松綁、高校對院系松綁，院系對教授松綁”，導致高?；鶎訉W術組織和學術人員逐步建立起了經濟意識和效益意識，單位創收、個人創收導致了學者精力的耗散。阿特巴赫教授長期堅持觀察中國高等教育，他認為中國高等教育取得矚目成就，但是過度官僚化，缺乏精英的學術文化，已經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真正躋身世界一流的“玻璃天花板”。
中國歷來將教育發展戰略作為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來對待，而不只是看做教育系統內部的事情。國民經濟的每一次重大轉型，背后都有著教育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是事關國家命運的核心戰略，沒有世界頂尖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產生具有世界競爭力的人力資源，也不可能產生奠定國家比較優勢的科技創新成果。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將為“經濟結構優化、發展動力轉換、發展方式轉變”提供科技、人才和精神的三重支撐。中國高等教育結構調整政策日趨明朗，“雙一流”政策、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政策和應用性本科轉型政策逐步成為新時期高教結構調整的三大支柱性政策。“雙一流”建設目標指向更加明確，分為三個層次：世界一流大學前列、世界一流大學行列、世界一流學科前列或行列。無論哪個層次，一以貫之的以重點學科建設為核心不會變，最終都要排隊顯高低、循證看成效。
“雙一流”政策也將從制度上突破一流大學建設“玻璃天花板”，逐步走向整體撥款、整體建設和自主發展的新階段，從這個視角看，“雙一流”政策是高等教育重點建設的延續，但重點建設將再不局限于“雙一流”范圍。從2012年開始，國家實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計劃，由發改委、教育部組織實施重點扶持一批有特色有實力的省部共建或省屬重點大學，計劃重點支持建設中西部2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00所地方高校的發展建設。其目的是振興中西部高等教育，促進我國高等教育協調發展。一批本科院校向應用型轉型政策，則定位于促進高等教育的分類改革和高等學校的特色發展，破解人才培養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結構性矛盾。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許美德教授認為，阿特巴赫教授的解釋框架是西方中心主義的，中國的高等教育現代化走過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雖然中國在最初嘗試發展現代高等教育的過程中，學習過德國模式、美國模式，建國以后又學習過蘇聯模式，但最終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并沒有整體“拷貝”過任何國家的發展模式。中國的大學制度雖有局部“嫁接”，但無整體“移植”。“雙一流”政策是經濟新常態下中國高等教育政策組合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原有211、985重點建設政策的延續和拓展，并不意味著中國重點大學和重點學科的重新洗牌，重貼標簽。“雙一流”政策也不意味著未來的中國高等教育要從阿特巴赫意義上的西方“邊緣”走向西方“中心”。如果“雙一流”政策僅僅聚焦于如何提升中國大學的西方學術水準，中國高等教育將落入“依附論”的窠臼。香港大學李軍教授認為，中國大學將來的成就應該把促進世界文明對話和民主社會為己任，給世界一流大學提供一個可替代的發展模式。
正如《大學》所言，大學的終極目標應當是：彰顯高尚道德，使人棄舊圖新、棄惡揚善，從而達到至善的境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如果“雙一流”政策追求精神層面的世界級大學(World Class University)，而不是技術和指標層面的世界一流大學，聚焦于推動中國大學融入國際社會，主導全球創新，促進文明對話，增進人類福祉，引領世界可持續發展，那突破中國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玻璃天花板”就只是時間問題。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