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寄托著民族的希望，關系著國家的未來，百年大計，時不我待。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期間，來自各界別的政協委員，紛紛就老百姓關注的教育熱點問題，出謀劃策，集智獻力。
熱點一：教育經費
做好經費監管 向老少變窮地區傾斜
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堅持優先發展教育。中央財政已按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編制預算，地方財政也要相應安排，確保實現這一目標。”
其實，早在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就提出過，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這一指標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礎線，但由于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迅速、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較低等原因，這一目標一直未能實現。經過19年的努力，中央財政終于在今年兌現了教育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4%的承諾。
在5日下午的教育界別分組討論會上，曾有委員感性的將它稱之為“二十年一盼”。“我當代表委員近20年，這個目標終于實現了!”66歲的全國政協委員、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也難掩興奮。討論時很多委員桌前都擺著一份政府工作報告，在21頁的“中央財政已按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編制預算，地方財政也要相應安排，確保實現這一目標”這一段話下面特意畫上了重重的標線。
在欣喜的同時，很多委員也表示對經費落實并不樂觀，“對4%我不是完全樂觀。”一向以敢言聞名的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說，同時他也提出了質疑，“中央已做了安排，地方能做到嗎?上面說了下面沒做，有的挪用了，有的玩數字花招兒”。“如何切這塊蛋糕，并不簡單。”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黃元河也表示擔憂。
財政部部長謝旭人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安排約21984億元人民幣，接近2.2萬億。這樣一筆巨額經費究竟能否落實?又應該如何支配?在3月7日教育界別聯組討論會上，財政部副部長張少春做出了回應。
“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應該寫入《教育法》”，“4%的目標經過多年的努力，但它只是一個起點，并不是實現這個目標之后，就完成了歷史任務，我們要在這個起點的基礎上，繼續努力，不斷隨著國民經濟的增長增加教育經費，它所占的比例在今后也能不斷提高”。
“雖然從總量來說，教育經費增加了很多，但教育薄弱的環節也有很多，如何把教育經費花在刀刃上?”張少春強調，為保證教育經費持續穩定投入將在使用結構方面做好設計。從教育種類來看，學前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投入尤其要加大。從區域來看，教育投入將向老少邊窮和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傾斜。
張少春還談到，要高度重視教育經費監管工作。一方面必須加強學校預算和財務的基礎工作，避免浪費、截留、挪用、虛報教育經費的現象出現。另一方面加強使用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技術支撐，加強政府對教育經費的使用的督導。
“落實4%和使用好新增的教育經費，任重道遠。我們一定要把總理對全國人民做出的承諾落實好，把好事辦好，把錢花出效益來。”張少春說。
熱點二：異地高考
鼓勵積極推進 有條件準入
近日“兩會”伊始，教育部長袁貴仁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透露，“異地高考”改革方案將在10個月內出臺，現在已經進入“最后沖刺階段”。同時他也解釋，“我們鼓勵的是要積極推進，要有條件的準入，不是說所有的人都到一個城市來讀書，這個是不可能的，條件嘛，就是城市的承載能力，這個要有條件，另外家長要有條件，家長在這里務工在這里工作，第二個就是孩子得有條件。”
雖然袁貴仁部長一再強調，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入學考試的問題，但這無法代替“異地高考”這個通俗說法的流傳廣度。
“異地高考”政策，讓政協委員紛紛發起討論，全國政協委員、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談到這個問題時表情振奮，“我很高興看到山東省率先走出這一步，因為農民工子女應該享受和城市孩子一樣受教育的權利。”朱清時認為，各個城市都應該走出這一步，這樣教育才有可能實現公平。
但也有政協委員提醒，異地高考問題復雜，各省情況不同，要在全國推行還面臨一些難題，需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穩步推進。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原副院長石定果認為：“要設一些準入門檻才行，因為任何改革都不能大規模進行、敞開了去做。它是個方向，但需要分階段實施，積極穩妥地推進。”
對于“異地高考”的推進進度，全國政協委員、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表示，各地要在年底前出臺有關允許“異地高考”的時間表，“各地要根據自己的情況測算，但要提出什么時間完成”，時間表的“最后實現年限”則由當地政府決定。
杜玉波坦言，解決異地高考的問題，“既要想到解決隨遷子女的考試問題，又不能影響北京、上海當地考生的權益”。他認為解決異地高考的問題之所以難，就難在“既有要解決的問題，又有不能碰的問題。” 他承認，有關異地高考的問題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廣東，其他省的問題都不是很大。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鐘秉林為解決“異地高考”難題積極獻策，“從操作來講，有一定的復雜性，地方政府應該對本地參加異地高考的考生有一個標準，家長是什么人，工作怎么樣，多少年，孩子受教育的程度。第二個，就是一個如何甄別，這是一個社會公信力的問題。當然教育部也有責任，實施之后，北京上?？隙忌驮黾?，是不是就應該增加這些地區的錄取指標。不影響這些地區本來的考生，這么做，這是不是就能解決這個問題。”
雖然還存在著諸如“異地高考”的門檻如何設置、如何兼顧本地戶籍考生的正當權益、何時開始實施等問題有待解決，但是，誠如杜玉波強調的那樣，“有些問題，不能一蹴而就”。“異地高考政策”在經過“專家間討論，之后遞交教育部討論，再經各部門和各省討論，然后再上報決策”的過程之后，終歸會給廣大人民群眾一個交代。
熱點三：校車安全
校車覆蓋是系統工程 鼓勵就近入學
2011年11月，甘肅正寧校車事故造成21人死亡;2011年12月，江蘇徐州豐縣校車事故造成13人死亡……在過去的一年里，頻發的校車事故一次又一次刺激著公眾的神經。
“加強校車安全管理，確保孩子們的人身安全。農村中小學布局要因地制宜，處理好提高教育質量和方便孩子們就近上學的關系。”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做工作報告時強調，校車安全首次列入政府工作報告，可見政府的重視程度之高，也說明，表面是校車事故，引發出來的卻是更為復雜的如何辦學的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律協副會長施杰自去年開始一直在為呼吁平安校車奔走。“校車安全問題能進政府工作報告，說明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中央的足夠重視，這也是政府注重民生的一個表現。“施杰委員說。今年的政協會議，施杰委員的關注重點之一，依然是校車安全。他認為，校車安全是一個系統工程，并不是僅僅買幾輛校車就了事。為此，他提出了五點建議：
第一，不可盲目并校，而是應根據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是否留守的情況，更新現有學校網點;第二，盡快頒布實施校車安全條例，進一步保障學生上下學途中的安全;第三，在推行平安校車的同時，可以大力推行寄宿制度;第四，使進城務工人員子弟在父母打工地就近入學;第五，下大力氣改善鄉村地區交通落后的現狀。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藍同樣認為校車整頓是一項系統工程，她表示，在確保安全的校車到位前，應當有過渡性措施。只要考慮及時、組織到位，辦法總比困難多。如果中央政府從國家層面配套資源，加快立法保證校車路權，制定校車安全技術標準，規劃校車運營線路，各級地方政府積極引導社會資金進入校車服務領域，并在稅收、融資、貸款等方面為校車經營實體提供優惠和保障，按照“農村優先，西部優先，少數民族地區優先”的工作程序，覆蓋城鄉的中國校車體系應該很快就可以建立起來。
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也十分關注校車安全問題，但在政府承擔責任方面卻有不同意見，他認為，校車問題與《義務教育法》不夠完善、貫徹的不夠徹底有關?，F在關于校車問題進行的討論，基礎觀點在于校車應該由學?；蛘y一配備，但實際上《義務教育法》中規定，學生應就近入學，如果這一點能夠貫徹實施，那么除了農村地區以外，義務教育本身是不應該提供校車的，當下對于校車的現實要求超出了義務教育法的規定。
熱點四：學前教育
政府加大投入 探索納入義務教育范疇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的學前教育欠賬甚多。2008年，學前三年毛入園率僅為47.3%，未能達到“十一五”規劃55%的目標。在農村地區、中西部貧困地區和邊遠地區，普及學前教育的任務十分艱巨。
針對中國的學前教育現狀，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原副校長蔡克勤曾做過一項調查，“首先是入園貴，現在的學前教育收費，已高到讓人無法承受的程度!”蔡克勤在北京的朋友告訴他，家里小孩一個月上幼兒園的費用要5000多元，“還說這樣的幼兒園在北京不少。”而在浙上廣等大城市，甚至出現了年收費達10萬元的“天價幼兒園”，蔡克勤感慨，“這幼兒園收費都遠超過大學學費了。”
何時才能解決“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普通百姓何時能享受到公益普惠的學前教育?針對這些老百姓希望盡快解決的問題，政協委員們積極建言獻策。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會副主席安信義表示，長期以來，我國對學前教育的投入遠低于國際3.8%的平均水平，雖然國家財政給予了支持，但是對龐大的幼兒群體來說仍是杯水車薪。
“加大投入還是首要任務，建議明確GDP與學前教育的投入比，規定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在同級財政性教育經費中的最低比例，鼓勵一些省份探索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范疇。”安信義說。
無獨有偶，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學前教育系主任劉焱曾提過一個提案，也是建議把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她表示，為學前兒童做好入學準備非常重要，很多孩子入小學前沒有受到最基本的學前教育，最后導致學業失敗。但是不同的是，她明確建議僅納入一年，“我認為政府應當承擔這個責任，把學前一年納入義務教育系統。但我本人并不主張把整個學前三年都納入義務教育，為什么呢?因為義務教育的意義不光是免費，還是一種強制，對太小的孩子來說，家長還是要有自由選擇的權力。”
各地的入園難實際上都表現為入公辦園難。對此，全國政協委員、華東師范大學原黨委書記張濟順認為，“國家和社會對學前教育的投入仍需加強，對民辦學前教育，要有政策扶持。”她表示，現在南京給適齡兒童發放“入學券”，是個不錯的辦法，如果試行良好，建議在全國推廣。
熱點五：民辦教育
促進民辦教育發展 應消除政策歧視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大力發展民辦教育，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進入各級各類教育領域”。全國政協委員的分組討論會上，關于民辦教育的討論也十分熱烈。
在全國政協委員、均瑤集團董事長王均金看來，我國財政對教育投入的整體水平不高，需要出臺促進民辦教育的政策和落實細則，進一步鼓勵民間資本對教育投入的熱情和步伐，充分調動各種機制和力量興教辦學的積極性，擴大社會資源進入教育途徑，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
但是實踐中，因為政策對投資回報的收緊、行政的過度管理，投資者對民辦教育的前景卻并不看好，全國政協委員、民生教育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李學春介紹，自2003年《民辦教育促進法》頒布以來，民辦教育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但去年出現了大的拐點，許多投資國內民辦高校的境外資本退市、退股，國內很多學校也紛紛被出讓。他呼吁教育部采集多方面的信息，進行全面調研，制定有利于民辦教育的決策。
全國政協委員、吉林華橋外國語學院院長秦和也認為，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政策環境不容樂觀，一些制約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政策限制始終未能取得突破。這些問題包括民辦高校的法人屬性、地位尚不明確，絕大多數民辦高校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穩定的公共財政支持制度尚未建立;與公辦學校等政策待遇尚未落實;民辦高校發展所需配套制度亟待完善。
3月9日，在“政協委員談促進教育公平提高質量”為主題的記者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鐘秉林也表示，促進高等民辦教育發展，首先應盡快清理相關的歧視政策。
同時針對投資回報的問題，他建議，應該探索民辦高校的分類管理，盈利性還是非盈利性，這些問題有些爭議，但是要先做起來，先往前推進，有些遺留問題可以在過渡階段，通過政策去解決，這個還得尊重歷史，尊重民辦學校初始創辦人的利益和貢獻。
分類問題做好以后，政府對于民辦高校，對于民辦教育的政策扶持、財政支持就有了基礎和依據。同時，民辦學校的法人地位屬性以及他的會計制度，一些資產的管理制度，還有稅收問題也都可以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