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購營商環境作為我國營商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國家整體的營商環境，包括公共服務效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等。近年來，我國不斷推進政府采購營商環境建設工作，對推動全國營商環境整體優化、培育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發揮了積極作用。特別是一些地方主動對標國際標準、不斷加大優化政府采購營商環境的改革力度，取得了明顯成效?？梢哉f，我國政府采購營商環境正沿著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方向穩步前進。
強化頂層設計
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深化政府采購制度改革方案》，為深化政府采購制度改革、加快建設現代政府采購制度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9年7月，財政部發布了《關于促進政府采購公平競爭優化營商環境的通知》，為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政府采購市場體系指明了工作方向。
隨后，各地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按照財政部有關要求，紛紛制定了相關配套文件。例如，廣東省先后出臺了《廣東省深化政府采購制度改革工作方案》《廣東省財政廳關于進一步優化政府采購領域營商環境的實施意見》等；山東省先后出臺了《山東省深化政府采購制度改革工作方案》《山東省優化營商環境創新突破行動實施方案》等。這些都為優化政府采購營商環境提供了機制引領和制度保障。
聚焦市場主體關切
——多措并舉，破除各種不合理門檻和限制。各地進一步強化采購人主體責任，嚴禁違規設置供應商資格條件，推行供應商“承諾+信用管理”準入管理制度，從而破除各種不合理門檻和限制。例如，山東省建立了保證金第三方托管機制，規范保證金管理；同時，嚴格落實公平競爭審查機制，堅決清理妨礙公平競爭的規定和做法，確保各類市場主體平等地參與政府采購活動。此外，不少地方還制定了政府采購負面清單，嚴禁以不合理條件對供應商實行差別待遇或歧視待遇，深入開展政府采購備選庫、名錄庫、資格庫等專項清理。例如，廣東省對政府采購項目存在的有違公平的規定及做法進行了全面清理和糾正。
——完善交易規則，解決市場主體的資金難題。不少地方通過免收或者降低比例收取保證金、提高預付款比例、縮短付款時間等方式，進一步加大助企紓困力度，減輕企業資金壓力。例如，山東省鼓勵免收投標保證金。采購人、采購代理機構可根據項目情況、潛在供應商資信狀況、市場供需關系等，自行確定是否收取保證金。對確需收取投標保證金的，收取比例不得超過采購項目預算金額的2%，并允許供應商自主選擇以支票、匯票、本票、保函等非現金形式繳納投標保證金。廣東省鼓勵推行預付款制度，對于預算單位與中小企業簽訂合同的，應約定預付款，預付款比例不得低于合同金額的30%，在合同簽訂后5個工作日內完成支付。
——強化基礎支撐，為市場主體提供便利化服務。各地扎實推進“互聯網+政府采購”，著力打造集網上交易、服務和監管于一體的政府采購平臺。例如，廣東省加快推進政府采購金融服務平臺建設，為參與政府采購活動的中小企業提供政府采購合同融資和電子保函服務；內蒙古自治區依托政府采購“全區一張網”建設的合同融資子系統持續推進面向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等。
——定期發布案例，加強對市場主體的規范和引導。一些地方會定期梳理并發布政府采購典型問題清單或通報違反政府采購法律規定的典型案例，加強規范引導和警示教育。例如，去年8月，黑龍江省財政廳明確了48項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不符合優化政府采購營商環境要求的行為；四川省財政廳通報了將政府采購合同轉包、無正當理由拒不與采購人簽訂政府采購合同等違反政府采購法律規定的典型案例。
仍需進一步優化
雖然政府采購營商環境建設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與政府采購改革、制度建設的目標還有一定距離，仍需進一步優化。
——避免給供應商設“彈簧門”“隱形門”。為了解決“特供”“專供”問題，不少地方政府采購電子賣場要求供應商在上架商品時提供3條外部平臺的在售鏈接，甚至還要求供應商提供商品在社會電商平臺的一定數量的評論數。政策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在執行過程中部分地方過于追求形式上數量是否滿足要求，而忽略了多數中小企業的現實困境。有的小型供應商為滿足數量要求，不得不千方百計注冊、入駐不同平臺，或自買自評湊評論數，無疑增加了其成本負擔。
——避免過度降低供應商入圍門檻。為提升營商環境，相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讓供應商進入政府采購市場更加靈活、便捷，但部分供應商借此投機取巧，不注重提升其服務質量，反而用各種方法來規避監管。例如，有的電子賣場供應商在違規被處罰后，不是痛定思痛、反思整改，而是立馬又注冊了一家企業繼續其生意；還有的電子賣場供應商故意將商品報價畸低，擾亂電子賣場的交易秩序。這些不僅給采購人帶來了諸多困擾，而且不利于政府采購的健康發展。
——監管手段需與時俱進。當前，政府采購監管工作的重心已從嚴管市場準入轉向了注重交易秩序的監管。筆者認為，交易秩序監管是多層次的、綜合的，既需要相關部門的聯動，也需要技術手段的支持。而由于跨部門、跨區域的數據運用還存在不足，現代化技術手段往往使不上力，導致與之相適應的監管手段相對滯后，不利于推動政府采購營商環境的優化。為此，筆者建議，要充分挖掘并運用數據資源，建立與之相匹配的“互聯網+采購監管”模式，開展智能監控和實時預警。
總之，優化政府采購營商環境既是深化政府采購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題中之義。雖然我國在政府采購營商環境建設工作中成效顯著，但仍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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