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生活的時代,無疑是一個求新求變的時代,從智能手機的普及到智能機器人的興起,從互聯網+到共享經濟的熱潮,新概念,新模式層出不窮。其實“餓了么”“ofo小黃車”,這些一夜興起產品抑或服務模式,或許只是換了一種思路。正所謂“思路決定出路”,那么當我們的體育教育遭遇困境,何妨也換一換思路,開拓新的出路那?
說到體育教育,其中最讓老師和學生頭痛的就是體育測試,近年來體育測試頻遭非議,有人認為它勞民傷財,也有人為它鳴鑼伸冤。我曾經提到,體測只是監測大學生體質的方法,而不能成為提高大學生身體素質的有效手段。但即使將提高身體素質的目標分離出去,體測結果的真實準確性也越來越令人堪憂。時代在變,時代中的人也在變,人們從講求服從奉獻到崇尚個性公平,如果體測依舊以這種體育課上學生按照老師的安排逐項測試的方式,效果不盡如人意是顯然的。其實體測的初衷毋庸置疑,至于它在實施中的困境,以及最終結果的偏離,我們應該少一些無為抱怨和抨擊,多一些性思考和建議。
社會交換理論的代表人物布勞認為:人類一切社會活動都可以歸結為一種交換。他區分了兩種社會報酬:內在性報酬和外在性報酬。我認為這種交換的效率就在于人們交換意愿的強烈程度。我們不妨把體測看做一種社會活動??疾煸谶@個交換中,學生獲得的是“對學校安排服從而獲得老師同學的認可”這樣一種內在報酬,顯然這樣半強制的下的交換意愿是非常弱的,因而交換的效率也就可見一斑了。解決這個問題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提高內在性報酬,也就是提高大學生的“思想覺悟”,讓其從體測中獲得更多的滿足感。另一種就是提高外在性報酬,即通過一些客觀存在的激勵手段促使交換高效地完成。
左右一個群體的思想是不容易的,但是通過外在行報酬引導一個群體的行為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比如最近熱議的摩拜“紅包車”,用紅包來引導騎行者幫助摩拜單車完成車輛的運行調配,表面上的“燒錢”行為實則為摩拜節約了一大筆運營費用。當然,商業模式與教育體制本非同路,但我們或許可以借鑒這樣一種“合理引導”的思想。要求每個大學生都有“為了國家制定計劃提供準確數據”的思想是不可能實現的,也是沒有必要實現的,但通過一些激勵的方式的確可以有效提高體測結果的真實準確性,比如給予一定的補貼,或者獎勵,或者志愿時間等等??v然表面上耗費了更多的成本,但考慮這對于體測進行效率和結果準確度的積極影響,其回報率是可以令人滿意的。
而對于如何提高大學生的身體素質,這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素質教育的推行大約就是從我們這一代開始的,十幾年過去了,盡管各地實施成效層次不齊,我們應該肯定它帶來的積極影響。就我的切身感受而言,周圍同學朋友對于自己身體素質的關注的確越來越高。然而,大學生群體的身體素質還是不容樂觀的,這引發了許多對于體育課的批判,其實倘若將身體素質問題完全歸因于體育課未免過于苛責了。體育課的確有幫助學生提高身體素質的作用,但更多的應該在于日常堅持的體育鍛煉。這或許就是大學生體質差的癥結所在了。雖然體育鍛煉的意識大大提高,但難以擺脫十幾年來不運動“慣性”。所以究其根本,目前大學生缺乏體育鍛煉,體質較差不在于體育鍛煉意識的缺失,而在于沒有養成運動習慣。我想起管理學老師曾在課上分享他的見解“人是習慣的奴隸”。
我校教師教育學院利用APP軟件的記錄將體育鍛煉與綜合測評成績做出一定關聯,我不認為這就是體育鍛煉的功利化,盡管相關的規定還有待完善,這未嘗不是幫助學生培養運動習慣,完成體育課外的體能鍛煉的好思路。綜合測評是可見的短線回報,體育鍛煉是隱形的長線回報,用短線回報帶動學生做一項收益在一生的長線投資,這大概是值得認可和推廣的。
體測達不到督促體育鍛煉的目的,體育鍛煉也不應該是為了體測,我想他們之間應該是一種共生的關系,體測提高了體育鍛煉的意識,體育鍛煉又提高了體測成績。在這樣講求創新的時代,與其聲嘶力竭的吶喊或者冷嘲熱諷的抨擊,不如為體測的高效進行,為體育鍛煉的真正實現探索一條合理的新思路,這不僅是青年一代的福祉,更關乎到一個世界大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