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扶貧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2015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給“國培計劃(2014)”北京師范大學貴州研修班全體參訓教師的信中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在貧困地區，我們必須補足這個短板。扶貧必扶智。讓貧困地區的孩子們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貧開發的重要任務，也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途徑。”在2016年中國教育創新大會上，《經濟》記者見到了這位一直致力于教育精準扶貧的華中師范大學信息化與基礎教育均衡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王繼新，聽了他的一番講述，覺得這些經驗值得分享。
緣起：師范大學的使命
解決一個孩子的問題，會影響一個家庭的發展，從而帶動一個家族的發展。教育部中國教育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共有農村教學點88967個，教學點學生人數3847014人，鄉村教師總人數為2067821人。2015年我國共有教學點93035個，教學點學生人數4025280人，鄉村教師總人數為1978398人。
由此可見，精準扶貧從農村的教學點開始大有可為。王繼新告訴記者：“華中師范大學的書記和校長都覺得師范大學要有它的使命和擔當，所以我們要關心、關注農村這些落后的教學點。”2013年6月，信息化與基礎教育均衡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正式成立。
這個協同創新中心的目標是面向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的重大問題，搭建政府、大學、企業、中小學合作的協同創新平臺，整合資源，發揮協同優勢，促進基礎教育的均衡發展。除了管理機構，他們實實在在地參與農村教學點相關項目的學科老師、教授、碩士生、博士有100多位。
根據王繼新所在團隊的調查發現，農村教學點現狀堪憂。其中留守兒童問題突出。一方面，留守兒童的比例高。教育部中國教育統計年鑒(2015)顯示，目前全國在校農村留守兒童約1384萬人，占小學在校生比例為14.28%。我國中西部偏遠落后地區農村教學點留守比例超過70%。另一方面，留守兒童的行為、安全、心理健康問題突出。第一，隔代監護或者監護人受教育水平低下影響的情況下，留守兒童存在嚴重的不遵守紀律、德行失范問題;第二，留守兒童的安全問題不容樂觀，留守兒童的傷害、拐賣事件頻發，溺亡自殺等不正?，F象嚴重;第三，長期親子分離不能滿足留守兒童愛、歸屬與自尊的需求，導致其心靈沙化，容易造成人格缺陷。
而且，在農村教學點中，很多課開不齊、開不足、開不好。老師的年齡普遍偏高。優秀的畢業生一方面不愿意進入這些教學點，另一方面也留不住。“師資隊伍、師資力量都存在困境。”王繼新說。
針對調查出的問題以及農村教學點的現狀，華中師范大學信息化與基礎教育均衡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的研究途徑是通過建設試驗區、探索技術模式、探索教學應用模式，建設相關的技術環境標準、教學應用模式和教學應用規范以及相關的績效分析來尋找相應解決辦法，然后經過一兩輪試驗，如果覺得可行再做推廣應用。
摸索：咸安實踐
談及選擇湖北省咸寧市咸安區作為試驗區，王繼新表示這有一些特殊性：咸安區半邊是城區，半邊是山區，城里的教學環境和山區的教學環境有著天壤之別。
針對開不齊、開不足課的問題，王繼新他們采用的解決方案是形成1+M學習共同體，即一個中心學校帶1到M個教學點。
落實到咸安區，則是咸安區外國語實驗小學帶著桂花鎮蘇家坊教學點和桂花鎮劉祠教學點。“我們當時從一個點開始探索，這個過程很難很難。”王繼新解釋說，一個中心學校帶兩個教學點，需要用視頻會議系統來解決。這其中的問題是到底哪些課需要做同步課堂，哪些課能夠用同步課堂，在同步課堂的過程中，其教學結構是怎樣的，教學模式是怎樣的，教學組織管理是怎樣的，需要怎樣的技術支持。“我們十幾位老師帶著幾十個研究生住在中心學校、教學點，用了一年時間才探索出來。”
王繼新表示，現在音樂課、美術課、英語課、心理健康和生理安全教育課可以用1+M學習共同體的模式來解決原先開不齊課、開不足課的問題，并形成了教學常態。
實驗發現，M最好不要大于3，因為大于3之后，教師的組織管理會存在困難。而且，在教師主講或者互動的環節中，學生的總數一般控制在50-60位，即中心學校和教學點合起來的共同人數。
那么解決了“沒有、不夠”的問題，如何解決資源優質均衡的問題呢?
王繼新團隊采用的方式是N(1+M)學校共同體。這個階段，王繼新他們想的是如何把這些中心學校組成一個學校的聯合體，這需要在體制機制上進行探索，讓這些資源共享并能進行交流。
在技術環境上，他們采用了云平臺，建立資源建設的聯合體。這個過程中，既有共享的公共資源，也有特色資源、本地資源。其不容忽視的是教師的素養問題。“如果教師的素養提高不了，教師無法組織這個教學也不行。”王繼新說。
在體制機制上，王繼新他們在咸安數字學校進行了實踐。實踐過程中，先建了一個雙軌數字學校，其用數字化的平臺組織來保證開足課，同時教學管理隨同原有的實際中心學校。
在管理規則上，咸安區教育局專門建立了相應的《咸安數字學校章程》，即以信息技術為支撐，以創新體制、機制為突破口，遵循“基于網絡、實體運作、兩級管理”的建設思路，采用“獨立建制、分層管理”的模式進行運作。比如試點工作方案、數字學校章程推進方案、教師的提升計劃以及這些質量的評價。“這些評價由社會、老師、學生、家長說了算。”王繼新說，以此為出發點建立了大學(University)、政府(Government)、企業(Business)、中小學(School)即UGBS為一體的多方協同機制。
在數字學校教育云平臺功能架構上，王繼新所在的團隊試圖建立以縣為中心，以鎮為節點，以教學點為末梢的數字學校體系，同時以省為單位建立總門戶。
與此同時，他們還推出了“三個牽手”計劃，從心理上幫助這些留守兒童。包括實施“親子橋”計劃，利用音視頻通信技術做好學生與家長的定期交流;實施“城鄉學生牽手”計劃，互助互學;實施“城鄉教師牽手”計劃，攜手共進。
總結來說，咸安模式即是“一體、雙核、四驅”，“一體”是虛實一體的咸安數字學校;“雙核”是協同與創新;“四驅”是多層次教師全員培訓、骨干學科建設、具有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的數字教師打造、云環境下學生成長觀測。
效果：初步顯現
圍繞推進咸安區的教育信息化，促進教育變革的實踐，咸安區還推行了“13556工程”，即以一所咸安數字學校為起點，建小學、初中、高中3所數字化的示范學校帶動全區發展，僅僅抓住50名骨干教師發揮他們的作用，然后跟蹤500名學生的成長，最后自主建設6門數字化的課程資源。
“三年內我們一直都在觀察這些老師和學生的成長。”王繼新說。調查結果顯示，分別有35%和29.4%的農村教師非常贊同或比較贊同“教育信息化實施后，留守兒童與父母溝通更方便了”，59.7%的留守兒童非常贊同“目前與父母通過電話、網絡聯系次數明顯增多”。
根據王繼新他們進行的相關質化和量化的分析，有如下效果：感覺學生的學習興趣明顯提高，留守兒童與父母的溝通明顯較多，開不齊開不好課的現象得到根本性緩解，教學點的學生大幅回流。
目前，咸安模式在全國有十幾個縣、市在推廣，包括西南的涼山州、東北的白山市等。
精準扶貧任重道遠，從地方做起或許能找到解決之道。
